孔子三善是哪三善-孔子之门三盈三虚

1.**《孔子》里的孔子与史记里的孔子有何区别

2.孔子一生中有多少个弟子？最得意的门生是谁？

3.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4.为什么说孔子逼走了老子，为什么孔子是“流

5.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陕西文艺出版社

**《孔子》里的孔子与史记里的孔子有何区别

这**拍得简直是恶心，孔子当年自称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这句话，倒是很符合《孔子》这部**。 你想深入了解两者的差别，下面的就好好看看。以下详细阐明论证了差别

**《孔子》中人物形象与真实历史人物的辩证：

故事从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季平子去世，季桓子继任开始，这一年孔子46岁。在**里，孔子被鲁定公从中都宰（一个地方官）提升为大司寇，并希望他能改变鲁国“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实际上，历史并不是那么回事。在季桓子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与季世家中的包括阳虎、公山不狃在内的家臣是颇有一番权力争夺的。史载桓子有一位宠臣名叫仲梁怀，这位仲梁怀与阳虎的关系不佳，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之后，阳虎就囚禁了仲梁怀，季桓子大怒，阳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季桓子也囚禁了。好在季桓子好汉不吃眼前亏，和阳虎达成妥协之后被释放。此后的鲁定公八年，季世家臣阳虎和公山不狃再次发动叛乱，又把季桓子捉住了，命大的季桓子想了一个诡计，从阳虎的控制之下逃了出来。翌年，阳虎作乱战败，逃到了齐国。在季氏内部频发内乱的社会背景下，“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於正道”，孔子决定不出仕为官。不过孔子与阳虎的一次见面改变了他的想法。此事见于《论语·阳货第十七》：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即阳虎。孔子从小就讨厌阳虎，孔子年轻的时候，季氏家里有一次“飧士”，大约就是知识分子招待酒会的性质，少年气盛的孔子欣然前往，在门口被阳虎拦住，说我们家邀请的是“士”，不是先生您。孔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自此就对阳虎不怀好感。这次又被阳虎问了个哑口无言，于是决定出仕做官。

阳虎作乱失败奔齐，公山不狃接管了费邑（费邑是季氏的封地）。公山不狃准备依靠费邑造反，派人联络孔子。在**中，公山不狃（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点就是公山不狃在**中为什么改名叫公山狃。）也有一段想联合孔子共同反对三桓的情节，孔子答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断然拒绝了公山不狃的邀请。实际上，孔子心中还是非常希望通过这次机会出仕的，他说：“当年周文王和周武王凭借丰镐之地而称王，现在费地虽小，也和周文王周武王那时的情况差不多吧。”但是这次出仕行动被子路阻止了。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鲁国政治渐趋稳定，孔子方才出仕为中都宰。这一年，孔子50岁，距离季平子之已经过了4年之久。

孔子既然在季平子时并未出仕，**中援救季氏逃奴漆思弓的情节就更是编剧的杜撰了。查孔子门徒七十二贤中无漆思弓。有人认为漆思弓即孔子门徒漆雕开，《孔从子·诘墨》中称他“形残，非行己之致，何伤于德哉，”可见他身有伤残，确与**中失去一臂相符，此处的杜撰倒有一些依据。但并无史料可以说明漆雕开是季氏的逃奴，也没有孔子营救他的记载。《论语》中记载孔子曾经对他说：“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他回答说：“吾斯之未能信。”表示不愿出仕为官，孔子听了之后很高兴。仅此而已。另外，孔子似乎并不反对人殉，孟子提到孔子曾经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意是说，第一个作陶俑代替活人为私人陪葬的，难道是因为没有后代吗？对于用陶俑代替人殉的行为表示出强烈的反感。按人殉应为古制，《墨子》曰：“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当时社会应属常见现象，人殉制度虽有悖于仁道，然孔子遵从周礼，亦未必强烈反对之。此外，孔子和公山不狃在朝堂上关于何人去殉葬的辩论，其原型似乎来自《礼记·檀弓下》陈子亢反对以活人殉葬事：陈子车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也。”于是弗果用。陈子亢亦孔子弟子，师徒二人对于人殉问题竟有如此分歧。

鲁定公十年春，齐鲁于夹谷会盟。齐国并没有在会盟过程中动手脚，也没有安排伏兵，当时代理国相的孔子出于安全考虑，带上了一些保卫人员。在讨还失地的问题上，孔子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但绝非利用齐景公一时失口，用“君无戏言”这样的这种看似儿戏的无赖手段迫使齐国就范的。古有“天子无戏言”之说。《史记·晋世家》：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这就是有名的“桐叶封弟”。上古有“天子无戏言”之说，而并没有“君无戏言”的说法，齐国的国君并非天子，自然不能用“无戏言”的标准来要求了。实际上，当时作为盟主的齐国在会盟时文艺节目安排有问题，请了一些倡优侏儒前来演出助兴，大概就如同现今两国首脑会晤时，请来郭德纲、小沈阳之流参加表演，属于非礼的情况。孔子看到这种情况，愤然发飙，冲上会场，大叫：“以匹夫迷惑诸侯的应该杀！”当时有关部门就把郭德纲和小沈阳之流的手脚都砍了下来。齐景公回国之后，自知理亏，就把汶上三城归还了鲁国。**中的“堕三都”情节与史实大同小异。堕三都的功败垂成并不是因为齐国的入侵，而是确实没能攻陷孟孙氏重兵把守的要塞郕邑，尽管孟孙氏担心郕邑如果被拆毁，齐国的军队会毫无遮挡地杀到曲阜的北门以外。

**漏下了一个孔子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情节：诛杀少正卯。《史记》称少正卯是“鲁大夫之乱政者”，似乎是个乱臣贼子形象。但《荀子》中却称他为“鲁之闻人”，孔子指出少正卯有五条大罪：“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然据北朝刘昼著《刘子》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门人，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独知圣人之徳也。”说明少正卯也应是位自主办学的学者，曾经和孔子争夺过生源，同行是冤家，故孔子做了代理相国之后，给他安了一个“小人雄桀”的罪名杀掉了。**回避了诛杀少正卯的敏感内容，维护了孔子正面完整的形象。

鲁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赶走了孔子，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临行之时，季桓子赠以玉玦的细节，其事虽无可考证，然《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这个细节虽为杜撰，但合乎历史背景和人物身份。

子见南子之事，《史记》、《论语》均有记载，但是大多语焉不详。《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中第二次到达卫国，这位“美而*”的南子夫人托人给孔子捎话：“四方的仁人君子想要和我们国君称兄道弟的，都得见见我们国君夫人。我们夫人也很想见您。”孔子本来不想见这名声不好的女人，再三辞谢还是见面了。南子夫人身在帷幔之中，孔子在帷幔之外，互相施礼，孔子只听到环佩叮当之声不绝于耳。孔子出来之后和学生们说：“我一开始不想见她，现在见了她也是以礼对答的。”但孔子的学生子路还是因为孔子见了这个名声不好的人而深感不快。孔子于是对子路赌咒发誓地说：“我前去见南子，是为了通过她使卫灵公接受我们的主张，如果我不是抱着这个目的，就让老天抛弃我吧！”过了一月有余，有一天，卫灵公驾车出巡，同车的正是这位南子夫人，孔子被安置在第二辆车上。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样安排无可厚非，但是在春秋时代，当众和宠妃共乘一车是件挺丢脸的事。正如汉代班婕妤对汉成帝所说的：“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孔子感慨道：“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像爱好女色一样爱好德行！”孔子看透了卫灵公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干脆离开了卫国。南子之，史记未见记载，**中认为她被政敌刺杀而，似乎有些根据。据《左传·定公十四年》：卫灵公太子蒯聩曾经图谋刺杀南子，但是事情泄露，蒯聩遂逃亡。

最后说说颜回和子路之。颜回之，《史记·孔子世家》有明确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颜渊。孔子曰：‘天丧予’！”而孔子早在鲁定公八年就被迎回了鲁国。回国之后，颜回的生活境遇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改观，继续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乐观态度面对生活，孔子也多次在别人面前不吝惜对颜回的喜爱之辞。让回鲁国后又过了六年安贫乐道生活的颜回，在周游列国途中为了几册竹简在寒冷的冰窟之中，编剧先生是不是有点感情过剩了呢？这出戏确实很感人，但是历史剧的情感首先要寄托在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上，设若观众了解到真正的颜回并没有落水冻，而是回国后又活了很长时间，编剧凭空杜撰出来的感人情节还能赢得观众的唏嘘和眼泪吗？关于子路之，**中的介绍基本符合史实，特别是子路临时重新戴上帽子的细节，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唯一不符合史实的是，子路之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即孔子前一年，并不是如**中表现的于孔子返回鲁国前夕。爱徒子路之对于风烛残年的孔子的打击是巨大的。《礼记·檀弓上》载孔子闻听子路的讯，在中庭痛哭流涕。听使者说子路后被剁成肉酱，孔子赶紧命人讲家里的肉酱收起来，不忍再看。随后孔子生病，次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一生中有多少个弟子？最得意的门生是谁？

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此，孔子一生中弟子3000多个。孔门七十二贤是其中优秀的弟子，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他十四岁拜孔子为师，终生师事之。

另外，孔门十哲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论语.先进》记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子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扩展资料：

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较早地体认到孔子学说的精深博大，他对孔子的尊敬已超出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

孔子对颜回称赞最多，赞其好学、仁人。历代文人学士对颜回推尊有加。颜回素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他终生所向往的就是出现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

他以尊崇千古圣哲之情尊崇孔子，其亲若父与子。《论语·子罕》曰：“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其大意是：颜回曾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它高明，越用力钻研，越觉得它深奥。看着它似乎在前面，等我们向前面寻找时，它又忽然出现在后面。

老师的道虽然这样高深和不易捉摸，可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富我们，提高我们，又用一定的礼来约束我们，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似乎已能够独立工作。要想再向前迈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

所以在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因而后人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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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不幸英年早逝 门人想厚葬他 孔子表示反对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曾用过许多赞美之辞表彰他的德行和学问。虽然颜回生前没当过什么官，也没留下什么著作，却无损于他在后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形象。

自三国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祭孔时以颜回为配享后，历代统治者对颜回封赠有加。颜回先后被封为“亚圣”、“亚圣兖国公”、“兖国复圣公”、“复圣”等。

年十三入孔子之门，天生聪颖闻一知十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史记》称他“小孔子三十岁”，清代学者经考证，认为《史记》的“三十”应为“四十”之误，孔子实际上比颜回大四十岁。颜回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80年。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颜回也自小好学，“年十三，入孔子之门”，是当时孔门弟子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年龄虽小，但天资极聪颖，学习起来进步神速，连聪明过人的学长子贡也自叹不如。

《论语·公冶长》记载，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你和颜回谁更聪明）？”子贡回答说：“赐（端木赐，字子贡）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颜回的确比他聪明。

聪明人通常都心高气傲，自以为是，颜回有“闻一知十”的天聪，其为人却没有丝毫傲气，对老师异常尊敬，对同学十分谦虚，他沉默寡言，极少显露才智，甚至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蠢。

孔子曾说过：“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蠢人。等他回去自己研究，却也能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蠢）。”

孔子还说过，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对我的说话没有不喜欢的）”。

颜回之所以对孔子亦步亦趋，是因为他对孔子的为人和学问都非常敬仰，他这样形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老师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功钻研，越觉得深）。”

他说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使自己“欲罢不能”，不得不尽全力去学习。所以他在听孔子讲学时，不管时间有多久，始终不会懈怠。

德行学问堪为榜样，颜回屡受孔子表彰

孔子和颜回都以好学著称，孔子之所以把颜回树为弟子的榜样，就是因为颜回好学。

时常否认自己为圣贤的孔子唯独不否认自己好学，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活到老，学到老，从不停止。

他对颜回的好学赞叹不绝，认为在所有弟子中没有人比得上他。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拿别人出气），不贰过（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季康子曾经也有此问，孔子作了同样的回答。

颜回后，孔子在和别人谈起颜回时，感叹道：“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可惜他了！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从没看见他停滞不前）。”

颜回不仅学问到家，在德行方面也是众多孔门弟子的表率。孔子主要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成为“君子儒”，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号称“孔门四科”。

颜回和闵子骞、伯牛、仲弓是德行科的代表，而以颜回为首。自追随孔子后，颜回对孔子不离不弃。相传少正卯在鲁国办学时同孔子竞争，把孔子的许多门人吸引过去，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

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从不以劳苦之事强加于别人身上。他虽然生活贫穷，家徒四壁，但安贫乐道，无意富贵。孔子见他这样，忍不住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仁”的内涵是“爱人”、“忠恕”，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他说颜回能够做到“三月不违仁”，而其他弟子只是短时间偶然想起一下“仁”。

颜回短命，孔子伤心

因为学习太刻苦，先天体质和生活条件不好，颜回到29岁已头发尽白，刚过30岁就英年早逝。

当听到颜回病逝的消息，孔子哭得很伤心，他感叹命运捉弄人，仰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旁人问孔子：“子恸矣（您太伤心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真的太伤心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颜回生前视孔子如父，孔子也视颜回如子。颜回后，他的父亲颜路来找孔子商量如何办后事。古代有身份地位的人后棺木至少用两重，里面的一重叫“棺”，外面的一重叫“椁”，就是“内棺外椁”。

当时内棺准备好了，还没有外椁，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了为颜回置办外椁。

孔子有些为难，他对颜路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棺。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意思是说，对自己儿子的丧事谁都想办得好一些，我的儿子孔鲤了，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外椁，因为我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就这样，孔子拒绝了颜路的请求。

后来有人评论这件事，说孔子不肯为爱徒置办外椁卖掉车子，未免太吝惜了。这种评论是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正是礼崩乐坏之时，而孔子认为拯救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礼制。

作为大夫，出门必须要有车，这也是礼制之一。如果步行，就不符合礼制了，所以孔子连亲生儿子了也不愿意卖车子买外椁。

孔子的门人想厚葬颜回，孔子不同意。颜回家中本穷，孔子认为不应厚葬，而且颜回一生节俭，厚葬也不符合他生前的意愿。

但孔子的门人还是把颜回厚葬了，孔子很委婉地责备了他们几句。

为什么说孔子逼走了老子，为什么孔子是“流

章太炎的意见；现摘录章著《诸子学略说》中有关一节于下：“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原注：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见一九○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

章太炎先生是深信孔子删书的，理由如下：

1)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时孔子已超过二十岁；

2)《左传》中魏绛述后羿、寒浞事，伍员述少康中兴事，皆《尚书》所无（魏绛在孔子之前，伍员在孔子之后）；

3)周代封国必有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唐叔，《左传》上有封诰的篇名，《尚书》竟然也没有收录；

4)《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有七十一篇，可见孔子于《尚书》，确实删去不少。

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陕西文艺出版社

有人说孔子的被任用，主要得力于其学生、也是鲁国三家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的推荐。其实，孔子的出仕，与鲁定公、孟懿子都没有决定性的关系。真正想到任用孔子的，还是实际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桓子。季氏家臣阳虎的作乱一直延续了多年。直至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他又想杀季氏篡夺全部权力，被打败而逃奔齐国，后又被齐国所弃而奔晋。表面上看阳虎之乱已平，但是鲁国的政局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费邑的公山不狃，邑的公若藐等家臣仍有很大的实力，对于鲁国公、卿都存在着大的威胁。在周边关系上，又与大国齐不断发生着摩擦并日趋紧张。此时，继任国卿不久的季桓子，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先不要说孔子少见的博学多识与巨大的社会声望，单是他坚定的维护公室权威、渴望安定和平的政治态度，就引起了季氏的重视。尤其是孔子反对“陪臣执国政”的立场，以及孔子对于阳虎与公山不狃的拒绝，才是季氏最终选中孔子的根本原因。 孔子任小司空的时间很短，即就任大司寇。说到大司寇任上孔子的作为，这里需要首先弄清楚一件历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即孔子是否诛杀大夫少正卯一事。 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其源头是《荀子·宥坐篇》的记载，后来在《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均有记载，说孔子为政七天就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这里不仅将孔子诛杀少正卯事予以坐实，更找出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深层理由:原来少正卯与孔子素来有隙，在孔子讲学的时候，少正卯也授徒讲学，而且学生很多，曾使孔子的讲课处“三盈三虚”，好多次没人听孔子的课了。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子的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特别是“”时期，更是把孔子诛杀“法家少正卯”作为孔子的一条罪状。 但是从朱熹以来，特别是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他们的观点也相当有力，即:一是孔子诛少正卯事仅见以上所列书籍，而不见《论语》、《左传》、《春秋》等经传，以为像孔子诛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一点记载痕迹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并且他坚决反对轻易。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因此，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我们还是需要将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字录出。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对于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项罪状，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疏》中，有过这样的解释:“行伪而坚者，行此诈伪，而守之坚固，不肯改变；言伪而辩者，谓言谈伪事，辞理明辨，不可屈止；学非而博者，谓习学非违之书，而又广博；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以疑于众；如此者，杀。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写过《论衡》的王充，还记有孔子与少正卯交恶的具体根源:“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并字训对峙，对立，即唱对台戏）。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门人皆惑。”是说少正卯的名气与孔子的差不多，他也开门办学，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学生除了颜渊都曾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课，“三盈三虚”。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场面，《孔子家语》中说“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够可怖的，杀罢，还要陈尸于朝廷之上三天，以扩大教育的效果。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更是论者众多。如西汉刘安就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论训》）意思很明白，理由也很光明正大，为了天下安宁，必须杀鸡儆猴。 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们不得不仔细剖析。 教益之一:杀不同政见者或者杀利益相争者，是古已有之，后世当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个“闻人”，只是他的“闻”与孔子的不同， 他好像有点邪门歪道，起码杀他的人是说他宣扬的是邪门歪道、异端邪说。 教益之二:百姓聚众不行，聚众闹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一让执政者忧，那就有了打开“杀戒”的危险。谈情说爱的《诗经》也就成了的号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状，归纳起来无非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精神污染”。 我们当然还会记得孔子与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龄、学问、资历，孔子对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们两人在心里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却也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圣人不仁”、“民不畏，奈何以畏之”之类“大逆不道”的话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层路线，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过言论自由，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一旦掌权执政，也会立即走向反面，马上禁止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杀了人，还要给被杀者戴上许多难听难看的帽子，以儆众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邓析，已经被郑国的子产诛杀。郑国的权相子产，本来是个有着民主意识的执政者，他曾经坚决反对毁掉大家自由言论的场所“乡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执政”提出挑战的，他也就不客气了，杀之而后快、杀之而后安。听听邓析的这些话，就可以想见邓析的为人与他的必然人生结局了:“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继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邓析子》）。这是在公开地骂天骂君，说他们不公平不厚道，不神圣。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位滑稽人物和汉武帝的一段谈话，说的是圣君用人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位滑稽人物是这样建议的:请周公为丞相，姜太公为将军，孔子为御史大夫，子路为执金吾……看来，孔子也只能在体制内当一名谏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杀了，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络绎不绝。 王尊以五官掾张辅为少正卯，将其系狱致（《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李膺以野王令张朔为少正卯，杀之于洛阳狱中（《后汉书·李膺传》）；明思宗朱由检以少詹事兼朝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道周为少正卯，将其削籍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杖八十，并最终被永戍烟瘴边疆；清末洋务派文人陈玉澍，以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为少正卯，并以孔子的两观之诛为样板，请求慈禧速诛之；清末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以杨度为少正卯，奏请诛杀……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被诛杀了两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则又成了阻碍进步的称谓而被利用来打人。虽属闹剧，却也映出了历史一贯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早十年，即一九五七年，曾被歌赞为“没有一点奴颜与”、“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个家”的鲁迅，却被歌赞他的同一个人判断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回答翻译家罗稷南“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原因恐怕也在于，歌赞鲁迅时，还处于在野的地位。对此，林贤治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唯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的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一个人的爱与》）孔子也做过这样的反抗，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陕西文艺出版社只是他当了大司寇，迅即以杀扑灭了别人的反抗。只有到了他沦为在野，在列国流亡的时候，才会再度想起与执政者不合作的反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