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之木是尧还是舜-诽谤是什么字

1.知道全国哪两个城市有华表吗？

2.清朝的墓旁为什么有柱子

3.尧、舜、禹、汤、文、武、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事迹有哪些？

4.古代的“击鼓鸣冤”有何说头

知道全国哪两个城市有华表吗？

华表起源很早。早在尧舜时代，帝王就习惯在各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设置一些木柱。据《淮南子》记载，这种柱子乃“舜之诽谤之木”，“书其善恶于华表木也”。意思是，人民群众对帝王有什么批评建议，可以写在这些叫做华表的木柱上面。可见华表最初是发扬民主的工具。秦始皇时代，为加强专制统治，废除了华表。汉代又恢复华表，称做“桓表”。但是，由于封建帝王不爱听批评，不准人民提意见，因此华表逐渐成为街心路口的路标，后来又变成一种石雕艺术，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品。

现在北京除天安门的前后两面各有一对华表外，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校园里，以及明十三陵大红门内侧等处，也保留着用汉白玉雕琢的华表。华表顶端有一坐兽，似犬非犬，它叫 做吼），是一种食肉兽。你可曾注意到，天安门前面那对华表上的 面向南，而天安门后边那对华表顶上的 却面向北，这有什么讲究？据说，面朝北的 ，叫“望君出”，意思是提醒皇帝不要沉湎于宫廷生活，应该经常出去走走，体察民间疾苦，向南的 ，叫“望君归”，是叫皇帝不要长期在外游逛，忘了国事，应该回宫来处理朝政。其实，这些象征性的寓意只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意愿和期望而已。各朝各代，有哪个皇帝的行踪真正是受“华表 ”的支配呢？

清朝的墓旁为什么有柱子

那个柱子是华表

一般认为，华表又名桓表、表木，是一种在古代建筑物中用于纪念、标识的立柱。华表起源于古代的一种立术，相传在我国尧舜时代，人们就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作为行路时识别方向的标志，这就是华表的雏形。

另一种意见认为，华表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的图腾标志。华表顶端有一坐兽，似犬非犬，它叫做“犼”，汉族民间传说这种怪兽性好望。远古时的人们都将本民族崇拜的图腾标志雕刻其上，以示吉祥。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表上古名“谤木”，相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柱，让人在上面书写谏言。也就是鼓励人们提意见。晋代崔豹在《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说：“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衡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工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肠路也/崔豹所言华表木的形状与现存的天安门前的华表大致相同。只是华表的‘谤木’作用早已消失，上面不再刻以谏言，而为象征皇权的云龙纹所代替，成为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

尧、舜、禹、汤、文、武、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事迹有哪些？

这个问题太宏大了啊

尧，我国古代帝王，五帝之一。名叫放勋，尧是他的谥号。他命羲氏、和氏测定推求历法，制定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尧帝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七十年，认为儿子丹朱不成器，决定从民间选用贤良之才，试舜三年后，让舜在尧的文庙拜了尧的先祖，尧便让舜代其行天子之政。

舜帝，姓姚，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氏，故称虞舜。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是道德文化。《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的主要功绩有：一、选贤任能，完善国家高层领导集体。二、分封爵位，实行官员级别，实行上下分级管理。三、推行开诚议政，政务透明，执政为民。四、以德治国。五、颁布法规，统一律刑。六、统一历法，指导农时。七、治理洪水。八、利用文化艺术的发展来促进和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九、以德教民，以抚相安，化解矛盾，促进民族团结。舜帝通过自己的抚民相安，以德感召教育为先的治国方针，定期巡行，勾通中央与地方关系，封爵晋官，使诸侯臣服，使中华民族逐渐聚拢团结，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结的国家雏形，并日益发展壮大。使华夏各民族由各自为政的氏族部落，逐渐向心聚集，凝聚成东方世界的一个伟大民族。舜帝在中国历史上以其超人的智慧和仁政，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初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制，为中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提供了重要条件。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是黄帝轩辕氏玄孙 。通过禅让制得到帝位，传说是夏后氏部落的首领，是子承父位、中国奴隶制的创始人。他治水是与治国养民结合进行的。在治水害的同时，还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兴水上运输，重建家园。每治理一个地方，都主动团结氏族部落酋长，完善政权建设，使百姓安居乐业。禹接位后，中原各部落逐步形成以夏族为中心的领导集团。禹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已初具王权性质。他让治水时专司刑罚的皋陶制定了一些规定，各氏族部落如有不听号令者，就要以刑罚来惩办。禹还有组织的对不听教化多次叛乱的苗族进行征伐，打败了苗军，打了三苗酋长，势力范围达到江淮流域。之后，“四方归之，辟土以王”。禹为了巩固夏王朝，把全国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进行管理，他还“南省方，济于江”（《淮南子?精神训》），到南方巡视，在涂山（今安徽蚌埠市西）约请诸侯相会。禹为纪念这次盛会，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铸成九个鼎，象征统一天下九州，成为夏王朝之象征。禹在巩固夏王朝统治过程中，还特别重视恩威并济，加强教化。他所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就被称为夏。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原始社会的结束、阶级社会的开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商汤（?—前1588年）商朝的创建者（前1617年—前1588年在位），在位30年，其中17年为商国诸侯，13年为商朝国王。当时夏桀王在位，夏朝国势渐衰，矛盾异常尖锐，汤乘机起兵，经过11次战争，无敌于天下，使得夏王朝空前的孤立，又利用有缗氏的反叛，起兵打败夏桀王于鸣条之野，一举灭夏。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因而史称“商汤革命”。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 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商灭夏后，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势力发展很快。尤其是前期政治状况较好，社会也比较稳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标志这一文明的，是甲骨文字的相当成熟和青铜冶炼技术的相当进步。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商汤开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使中华帝国以后的历史变得多采多姿,打破了天子是不可变的定律.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第一次改革.

周文王，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姬姓 ，名昌。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亦称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作好充分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去。周人谥西伯为文王。他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发明“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流传于世， 《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被商王囚禁期间在狱中写了《周易》一书。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礼贤下土，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即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自己的国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文王同他谈话，相互谈得很投机，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头一年调解虞芮两国纠纷。虞（山西平陆县）芮（山西芮城）都是商王朝西方属国；可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审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说：虞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虞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从此解决。第二年出兵伐犬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解除了北边和西边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戡黎（在今山西黎城县）”，第五年伐邗（在今河南沁阳县）。戡黎、伐邗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都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在今陕西户县境）。将周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渭水平原，建立沣京（在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诗经·大雅》：“既伐于崇、作邑于沣。”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即说明岐周实际已控制了大半个天下，而殷商已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就在这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不幸去。《尚书·无逸》和《吕氏春秋·制乐》都说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后葬于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境域较广）。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名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

古代的“击鼓鸣冤”有何说头

自古民间有“击鼓鸣冤”之说，现在称作上访申诉。大致自魏晋时起直到清朝初期，历代有这项让民间冤情直达皇帝的制度，称之为“挝登闻鼓”。挝读“抓”音，意为击打。所击之鼓称作“登闻”。挝登闻鼓就是民间经常说的击鼓鸣冤。

“登闻鼓”一词首见《晋书》。晋怀帝永嘉年，有一名廷尉检举殿中帐吏邵广偷了宫中三张帐幔，折合布三十匹，有司衙门判处邵广斩首弃市。邵广有两个儿子，长子邵宗十三岁，次子邵云十一岁。二子救父心切，于是“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奚官奴，以赎父命”（《晋书·汪叔坚传》）。黄幡即手举黄旗，没奚意为罚作奴隶。朝廷听闻这两名幼子自愿为奴来换取父亲性命，于是以“垂恩之仁”成全了邵氏父子，免去邵广罪。

“登闻鼓”之流变

上古时期就有“击鼓以达上闻”的做法。那时击鼓并非鸣冤之用，是为了纳谏而设。《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尧帝为谏言之士专门设置了一面鼓，有想要进谏的人即可击鼓。舜帝设立木牌供人书写其过失，称之为诽谤之木。《汉书·贾谊传》又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的说法。魏晋时期，衍生出鸣冤之用，挝登闻鼓由此成制。后世登闻鼓之用，鸣冤大于谏言。

隋唐之前，登闻鼓设置在朝堂之左。《魏书·刑罚志》：“（太武帝）神?中，诏司徒崔浩定律令。……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穷冤意为穷尽各种途径申冤仍得不到公正审理。此处“公车”为官署名，是卫尉下属机构，专门负责宫廷宿卫传达等事。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有冤屈之人击鼓诉于朝堂，遂令东西都设置登闻鼓。另外，唐代宫阙前还有谤木肺石。谤木即“诽谤之木”。肺石，长八九尺，形如垂肺。周秦时期申冤者立于肺石下，向司员诉说冤情。肺主声，喻意以声达其冤，故名“肺石”。

宋代登闻鼓置于宣德门南街之西，由“鼓司”受理其事。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五月，“鼓司”更名为“登闻鼓院”。所有人申冤所呈递状子一律先经登闻鼓院。事情涉及军机密事或者告发京城官僚的，登闻鼓院依例实封，不得拆阅。仁宗朝又设“登闻检院”，合称“鼓检院”。“鼓院”收状子“检院”审状子，随后进呈御前。（参宋孙逢吉《职官分纪·登闻鼓院》）

宋太宗淳化年间，京畿户民牟晖击登闻鼓，诉称家奴把一头公猪弄丢了。鼓司遂将此事奏报太宗，太宗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赔偿他所丢猪钱。随后对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如此断决听起来可笑。然而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参《古今事文类聚·失豭击鼓》）

明代朱元璋立国后即设立登闻鼓。“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至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明史·刑法志二》）明代专门由一名御史每日监理登闻鼓，凡有击鼓者，御史一律将其呈状奏报。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登闻鼓院设置在西长安门外。有小厅三间，东向，旁有一小楼悬鼓。每天有科道官各一员、锦衣卫官一员轮流值班，司理申冤之事。明代各省按察司负责本省谳狱事，百姓若认为他断案不公，自己确有冤情，可赴巡按监察御史处申冤。巡按监察御史是都察院派往各省的中央机枢职官，品秩或不高，但是权力颇大。若监察御史仍然判案不公，允许冤情者进京赴通政司递状申诉于都察院。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情，或者状告不法等事，通政司负责誊写诉告缘由向上呈报。都察院接到通政司呈状后不予审理，或仍枉问，则允许冤情者挝登闻鼓。

清代登闻鼓院在西长安门外街东。顺、康两朝设满、汉科道各一员值班监理。清初京师有“御状”“通状”“鼓状”之分。御状即拦截御驾喊冤申告。通状指赴通政司申告。鼓状即挝登闻鼓。雍正二年改制，统归于通政司职掌受理申诉之事。再后，申诉者直接赴都察院及提督衙门，外藩人员则赴理藩院，自此再无鼓状、通状之说。

“登闻鼓制”相关律文

司法公正关乎天下社稷，古人为此设置登闻鼓院以让百姓申告冤屈。有登闻鼓院必然有相应的典章制度。古代诉讼是四级三审，四级指县（州）、府、省、刑部及大理寺，三审指县衙一审、府衙二审、省衙三审，三审后案件终结。若事主仍觉冤屈则进京申诉，由刑部及大理寺决定是否复审，登闻鼓院即为此而设。刑民案件的起诉与受理皆由下而上，历代禁止越级诉讼。只有本级衙署不予受理时，方可越诉。

《唐律·斗讼》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此条所称越诉是指本该赴县级衙署申告，而越级去州、府、省衙门一类情形。若职官受理了越诉案件，越诉者与受理者皆笞四十。若本级衙门不受理，越诉者无罪。“应合为受”指衙署官吏依令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应当受理却拒而不受理的，笞五十。“三条加一等”指不受理案件超过三件，杖责六十。十条罪止，杖责九十。州府一级衙署接到越诉状词，受理官员判付给县衙审理者，不构成此罪。

又规定：“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其邀车驾诉，而入部伍内，杖六十。”

“邀车驾”指半路拦截皇帝御驾。百姓拦截车驾及挝登闻鼓递交状词，有司官吏应当即刻受理，不即时受理者加罪一等。拦截车驾申告者若进入了仪仗队伍中，杖责六十。这就是民间所谓的“告御状”，无论是击鼓鸣冤还是拦截御驾，官吏皆须即刻受理，不能让申告者冲进仪仗队伍中。但是倘若击鼓鸣冤与告御状的人虚假告状，则要杖责八十。

《大明律·诉讼·越诉》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

到明朝，击登闻鼓与拦截车驾申诉所述事由，仍分实与不实两种情形。属实者，免罪；不实者，杖一百。是否属实须经有司官吏审核后断决。坊间传闻进京告御状须先承受“滚钉板”之类酷刑等，本人未见此项典章规制。百姓进京告御状击登闻鼓无非三种情况：一是对地方衙门判决不服，二是地方衙门不受理而进京状告于刑部及大理寺，三是无理取闹即所谓“刁状”。诉讼需要成本。公家衙门是司法行政成本，个人须付差旅食宿费用。依常理判断，对地方司法衙门所判不服而进京击鼓鸣冤者居多，所以登闻鼓制主要为不服地方判决而设。《大明律》将“告状不受理”作为罪名入律，并列出地方衙门不受理者依事由大小之不同罚则。

《大清律》沿用照搬了《大明律·诉讼》“越诉”及“告状不受理”两条。两律又皆以《条例》对此二条规定了相关细则。

不算汉代之前的“敢谏之鼓”，仅作鸣冤之用登闻鼓制沿用了大约一千四百余年。秦代以后，朝廷中枢既要防止疆吏拥权自重，又要杜绝地方各级官吏枉法而积民怨。登闻鼓制一方面为百姓鸣冤提供渠道，另一方面可察验地方官员操守情况。虽然自古就有御史大夫、监察御史等监察机构，但其毕竟是官方所属。登闻鼓制可令百姓呼声直达上听，此又为朝廷直接了解真实舆情的办法之一。古人深谙百姓“没地方讲理”的要害。宋太宗以一千钱赔给丢猪百姓，换来天下可以无冤民之公信，又何尝不是高明？当然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须有足够底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