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 黄庭坚 、 秦观 、 晁补之 和 张耒 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宋史?6?1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又走上了新的***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新运动的方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 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耒来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 糜粥。豆叶黄，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著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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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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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 、 思想 、主义等有独到之处,以自己 独特 的风格而形成一派 详细解释 谓在学术或技艺上有独特的创见或风格，能自成流派。 唐 刘知几 《史通·书志》 ：“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 《四部》 、 《七録》 、 《中经》 、 《秘阁》 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 宋 黄庭坚 《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诗：“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 逼真 。” 明 焦竑 《焦氏笔乘·评杜诗》 ：“ 杜陵 只欲脱去 唐 人工丽之体，而独占 高古 ，盖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随场作剧也。” 老舍 《四世同堂》 二一：“该用西药，我用西药；该用中药，就用中药；我是要 沟通 中 西医术，自成一家。”
词语分解
自的解释 自 ì 本人，己身：自己。自家。自身。自白。 自满 。 自诩 。自馁。自重（恘 ）。 自尊 。自谦。 自觉 （?）。自疚。自学。 自圆其说 。 自惭 形秽。 自强不息 。 从，由：自从。自古以来。 当然 ： 自然 。自不待言。自生自灭 一家的解释 .一个 家族 ；一户人家。常用以谓无分 彼此 ，如 家人 之相亲。《管子·霸言》：“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淮南子·说林训》：“一家失熛，百家皆烧。” 北齐 颜之推 《颜氏 家训 ·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洵的长子，人称“苏长公”。与其父、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访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贬黄州。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儋州，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为人正直、性旷达，所传忧国忧民之说，为世称道。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诗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词开豪放派的先声，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能画竹，学文同。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本文介绍他的生平和书法艺术成就。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字子瞻，一字子平，又字平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从小接受优良的文化教育，因其父苏洵游学在外，曾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识字。苏轼自幼聪颖，才气横溢，奋励有济世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的苏轼中了进士，后除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英宗治平二年（1065），值史馆。神宗朝，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任杭州通判，转任密、徐、湖三州刺史。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所作诗文中罗织“诗讪朝廷、讥切时政”的罪名，苏轼因而被捕下狱。这即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多方营救和神宗母亲太后的说情，苏轼在牢中关了四个多月，便释放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被召还京，迁中书舍人，后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复迁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又因和执政者政见不合，他认为不应当尽废新法，因而为旧党一派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后又回京，官至礼部尚书。绍圣元年（1094）又贬知英州，再贬惠州，授琼州别驾，一直贬官到儋州（今属海南省）。徽宗立，移廉州、永州，至英州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直到临死前半年才获赦，北归途中，因病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也有革除弊政、为民谋利益的要求和具体行动，在担任地方官期间都卓有政绩。作为文学家，他对北宋古***新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诗各体皆工，尤长七言，甚至“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苏词创立豪放一派，突破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爱、离愁别绪的内容与格调，又是一大革新。
在绘画创作及理论方面，苏轼也有贡献。他第一个使用“士人画”的名称，特别看重文人画，对文人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在书法艺术中也体现出来，并且取得卓越的成就。
苏轼敢于创新。“唐人尚法”，他却认为执笔无法，书法乃无法之法。他斜执笔，用侧锋，遭人讥议，却笔挟伟力豪气。他置“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训则于不顾，用既肥又扁的字形，吐露萧散风神。他在书法作品中抒发他的才情学识，把对人生哲理的感悟、个性情绪的触发都在作品的笔画中表现出来。
苏轼虽然天分很高，但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体势，自辟门户，自树一帜，实赖长期的砥砺和探索。
苏轼的书学渊源，黄庭坚有过论述：“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指王羲之），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城悬（柳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李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又说：“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徐浩），笔圜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这两段话，基本上概括出苏轼从早年到中年直到晚年的书法变化及其特点。
苏轼从晋人处问津。苏轼之子苏过也曾说过：“吾先君子，少喜二王书。”从苏轼早岁作品，比如《治平帖》的姿态秀媚、风流韵胜，即可见一斑。苏书行草的丰秀、潇散，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尤其是二王尺读书艺的风格，同样在苏轼的尺牍中体现出来。苏轼从晋人处求门径，别有会心，自有见地。他在《书所作字后》曾说：“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其法度，乃为得之。”他认为执笔无定法，关键能使笔流转而将书家的气息宣泄出来，在晋人为韵，在自己则写意。根据这个原则，他作书取斜执管、虚而宽之法，自开门径，终得晋代书家的审美精髓：一切自由活泼，力去斧凿雕饰。
南朝齐的王僧虔对于苏轼也颇有影响。王僧虔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工真、行书，对于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他的行书，精致丰赡，而且神高气全，有一种风流气骨。苏轼之学王僧虔，明王徲登在《治平帖》跋语中即已提到：“苏文忠书法出自王僧虔，仰希江郢小郡帖，谁谓不由晋辙哉！此书之迹全类僧虔。”今人侯镜昶也认为，苏书源出王僧虔、徐季海，以后参以《东方画赞》，并直溯钟繇，加以变化，遂趋精深。
从唐贤处继承，是苏轼书法的又一源头。他对颜真卿最为钦敬，受其影响很深，且常自比颜鲁公。黄庭坚曾有评：“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苏轼首先激赏颜书的变法精神，这是与他自己的创造精神相吻合的。他又心爱颜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健豪迈之气，颜书的丰腴雄媚的笔画、端庄厚重的结字、元气充盈的章法，都用心***撷。清代梁（山献）《评书帖》中说：“东坡书世谓出于颜，细观其转折顿挫，实本《圭峰》，《姑熟帖》内《归去来辞》转折皆然。”明代王世贞也说过：文忠“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其子苏过早就说过：“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转引自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从这些评论都可看出颜真卿其人其书多方面地影响了苏轼的书艺。然而苏轼学颜而有变化，自加熔铸，且能与之相颉颃。
徐浩、杨凝式、李邕等人的书艺，也是苏轼书法的渊源。徐浩，字季海，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又称徐会稽。皇帝四方诏令，多出其手。苏轼曾有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可见苏轼对徐书很有研究，早年、中年写的有些字，风格与徐浩接近。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东坡于少师（指徐浩），神似非形似，观其笔势，殆可伯仲。”但苏过却说：“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说明苏之学徐只是一个方面。宋人对杨凝式很崇拜，苏轼从杨书中仿其欹侧取态，得其跌宕雄杰之致，汲其萧散古雅之趣。苏武自云：余书“稍放似杨风子。”李邕，又称李北海，以行书书碑，豪气挺拔，遒劲飘逸，又多变化。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云：“至《李思训碑》、《任令则碑》之荡轶，《端州石室记》之敦朴，《麓山寺碑》之遒劲，《李秀碑》之肃穆，《卢正道碑》之精丽，《灵岩寺碑》之静逸，《龙兴寺额》四大字之雄厚，既各造其妙，而纯任天机、浑脱充沛则以《法华寺碑》为最胜。”因此，苏轼学李邕又效其书的风格纷呈。苏轼又学柳公权，且评论“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店氏六家书后》）。
苏轼既向前代名家学习，对于当代书家也常留意。他对欧阳修很钦佩，多有触悟，曾说：“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文忠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眉丰腴，进趋晔如也。”他也赞赏蔡襄，说：“……蔡君漠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而对当时世人推崇的李建中、宋宣献，则有所贬抑，谓“宋寒而李俗”，“格韵卑俗”。苏轼分析蔡氏书学模式也即是他自己学书的路子。苏轼自况：“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漠。”其他如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苏轼同他们都有过书艺上的探讨交流。特别是对米芾和黄庭坚，他评：“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两人堪称知音，常常探讨书艺，一次，苏轼说：“鲁直（黄庭坚字）近字里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两人相与大笑，以为深中对方之“病”。
苏轼从前代和当代书家中汲取营养，他一生的坎坷遭际也无不影响和促进他书艺的成长，终于达到卓然自立的境界。黄庭坚曾就他的生活阅历评说：“东坡书早年用意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其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矣。”可见苏轼生命之波澜，至黄州一变；苏轼书法艺术，在黄州也随之一变。历炼越深，其书艺也愈加超越自我。他至儋州后又为之一变，如元郭界《苏轼书离骚九辩卷跋》中云：“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在苏轼那里，书艺与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随着生命的流走，阅历的加深，愈益闪放光辉，通向美妙的境界。
碑学：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宋代的碑学与唐代碑学相形见绌，唐碑刻之雄风至宋代已渐衰。然而宋代书家也有继步前人、身手不凡者，如蔡襄之书碑卓然可观，此后则为苏轼。今人侯镜昶说：“蔡书知名之时，正是颜书大盛于宋代之日。然而当时书家能碑者极少，独蔡能之。东坡能承唐碑之余绪，足见其书***力之深。”“宋书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东坡一人耳。”（《书学论集?论苏黄米书艺》）虽然由于北宋在政治上的斗争复杂，苏轼所书碑刻也被毁，但尚有拓本流传，可睹苏轼碑学上的成就。
帖学：无穷机轴出清新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天。”《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皆此意也。”苏轼固然在正书碑刻中显示了他的气韵与艺术个性，但在行草中的神韵传达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体现了他的创造性。
寓意：适意无异逍遥游
苏轼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评论家，于文学、于书画等都有深刻、独到的论述。
他曾透过书法与诗的演变，发现由魏晋至唐代的特点、转捩及其两者的沟通处。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正由于颜、柳体兴起，致使钟、王之法式微；又因李、杜崛起，才使六代的古诗中衰。可见诗、书之道是相通的。此类论诗文、书画之见解，苏轼发秘者甚多。
这里着重探讨苏轼书论中“寓意”说。从中可见他对时代书风及以往书史的认识的深度。
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又《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些以诗论书的言论闪烁着书艺的智慧。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奔。”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
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
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从书法中看到***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四家之首 百代风流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应居首位。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实践上，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的新风貌，在帖学方面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正如杨守敬所说：“苏东坡书，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二王后独出冠时，别开生面。”（《学书迩言》）
在宋代，学苏书者甚众。苏辙的字一如其兄，古拙刚健，晚年尤佳；次子苏过的笔法近似乃翁。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先学苏字，后自成一家。又如周邦彦、李纲、陆游等，皆力学苏书。宋代士流以得苏轼的书迹为荣。黄庭坚曾说：“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记录了一段故事：东坡南窜，议者请悉除其所为文，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子由为赋，坡自书。时为守者不忍毁，但投其石城壕内，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苏轼所写的碑，人们不忍毁掉；收藏其字的却***其财！宋以后学苏书者，代不乏人。明代吴宽、唐寅，清代张之洞等都是学苏书的好手，而从苏书中汲取营养与灵感的人更是不胜枚举。苏轼其人其书，自当世世传颂，百代风流！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译：作为君子，应该有坚强的意志，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努力加强自我修养，完成并发展自己的学业或事业，能这样做才体现了天的意志，不辜负宇宙给予君子的职责和才能。
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刘备语
译：对任何一件事，不要因为它是很小的、不显眼的坏事就去做；相反，对于一些微小的。却有益于别人的好事，不要因为它意义不大就不去做它。
3．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
译：见到好的人，生怕来不及向他学习，见到好的事，生怕迟了就做不了。看到了恶人、坏事，就像是接触到热得发烫的水一样，要立刻离开，避得远远的。
4．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
译：干活抢重的，有过失主动承担主要责任是“躬自厚”，对别人多谅解多宽容，是“薄责于人”，这样的话，就不会互相怨恨。
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
译：君子总是从善良的或有利于他人的愿望出发，全心全意促使别人实现良好的意愿和正当的要求，不会用冷酷的眼光看世界。或是唯恐天下不乱，不会在别人有失败、错误或痛苦时推波助澜。小人却相反，总是“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
6.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
译：见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超过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就虚心请教，认真学习，想办法赶上他，和他达到同一水平；见有人存在某种缺点或不足，就要冷静反省，看自己是不是也有他那样的缺点或不足。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译：自己不想要的（痛苦、灾难、祸事……），就不要把它强加到别人身上去。
8．当仁，不让于师。—《论语》
译：遇到应该做的好事，不能犹豫不决，即使老师在一旁，也应该抢着去做。后发展为成语“当仁不让”。
9．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译：君子不会夸夸其谈，做起事来却敏捷灵巧。
10．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
译：同心协力的人，他们的力量足以把坚硬的金属弄断；同心同德的人发表一致的意见，说服力强，人们就像嗅到芬芳的兰花香味，容易接受。
1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
译：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超群的技艺，也不会到处炫耀、卖弄。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
12．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译：自满于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和灾害；谦逊并时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益。
13．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译：如果我有了某些成就，别人并不理解，可我决不会感到气愤、委屈。这不也是一种君子风度的表现吗？
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 ），辛弃疾从福州知府
兼福建安抚使任上被弹劾免官，回到江西铅山他的瓢
泉新居，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再度闲居生活。这首词就
作于闲居瓢泉期间。由词前小序可知，他写这首词是
为了答谢赵昌父（蕃）并兼寄吴子似（绍古）的。吴
子似在此期间曾任铅山县尉。
闲居乡野的辛弃疾，虽然因遭朝中奸臣排挤，报
国无门，鸿图难展，心中怨愤，时常寄情山水，托兴
诗酒，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积极用世的思想仍占
主导地位。他身处江湖之远，仍不忘忧国忧民，希望
能重新得到重用，得以施展自己的才智，实现收复失
地统一国家的理想。从他的这首《水调歌头》词，我
们便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处境。
此词上片以描述梦境为主。起句“我志在寥阔”，
开门见山，直抒胸怀，表现了词人高远的志向和宽宏
的气度，概括全词要旨。为有寥阔之志，自然有“梦
登天”之举。“畴昔梦登天”句，借用了屈原《九章·
惜诵》中“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航”之意。他
感到现实中难以施展他的才干，他要到广漠宇宙去寻
找他的理想境界。“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两句，
乃是全词思想的主干。“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 。
词人在梦幻中飞上青天，首先来到月宫，尽情地赏玩
明月。他在这里抚摸着洁白的月亮，陶醉在神奇迷离
的幻境之中，不知不觉人间已过了千年之久。接着
“有客骖鸾并凤，云遇春山赤壁，相约上高寒。”数
句，描写的是作者与高贤们同上天宫的梦境。“有客”
指作者的好友赵昌父。由词序可知，赵昌父曾用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韵作词“叙太白、东坡
事”寄作者，并在词中对作者大加赞美。这首词是为
答谢赵昌父而作，自然应有回敬之词。赵昌父是江西
玉山人，距铅山不远，是词人闲居瓢泉时的好友。他
奉祠家居，不求仕进，饮酒作诗，气度不凡，世人以
为有陶靖节之风。这里作者以“骖鸾并凤”来赞美他，
意思是他德高道深，理应羽化登仙。这里的青山、赤
壁系指李白、苏轼，因为李白墓在当涂之青山西北，
苏轼曾游赤壁，写过《赤壁赋》。赵昌父驾着鸾凤霞
举飞升，在彩云间与先贤李太白、苏东坡相遇，于是
他们同作者共约到天宫去遨游。作者在这里把赵昌父、
李白、苏轼誉为“三贤”。作者这样写，也有自谦的
意思，下一句“我亦虱其间”就是把这层意思直接表
达了出来，意思是：在您和先贤们高会的时候，我不
过是滥竽充数地置身其间罢了。在现实生活中，词人
感到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又不愿
与那些投降派的官僚同流合污，所以只好到梦境中去
会见他理想中的人物。在这里，作者把自己与朋友，
古代圣贤置身于高寒广漠的天宇，用北斗当酒杯痛饮
着天上的美酒，充分表达了其豪放的一面。
词的下片继续描写梦境。词人在梦幻中无忧无虑
地畅游太空，内心充满***，不禁小声歌唱起来。“神
甚放，形则眠”一句，从字面意思看，是说身体虽然
清静无为，好象在睡眠，但精神还是奔放旷达的。这
是作者在闲居生活中积极用世的自白。他被迫再次闲
居后，表面看来安静闲适，但他心中时刻不忘报国之
志。“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化用贾谊《惜
誓》中“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
地之圜方”。把自己比作搏击长空、一再高举的鸿鹄，
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接着，词人从梦境中回到现
实。词人在梦境里可以纵横驰骋，可是一旦梦觉，回
到现实生活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不能不使他感
到怅惘，并产生疑问：为什么人世间不能尽如人意的
事情会有那么多呢？这里的“亏全”是以月亮的圆缺
比喻人间的悲欢离合，主要说的是“亏”的方面。词
人在这里以梦境与“梦觉”相对照，揭示了自己的远
大抱负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在这发问中表现出对现实
的不满，抒发人事难全的感慨，这发问也是一个有着
雄才大略、满腹经纶的老将对于怀才不遇、报国无路
提出的强烈***。
词的结语“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觉得来得
有些突然。前面说的全是梦境以及梦觉后的惆怅，可
是结语却一语宕开，表现出“美人娟娟隔秋水”（杜
甫《寄韩谏议》）的惋惜之情。但是如果稍加思索，
读者也不难明白，这是在前面几层意思的基础上生发
出来的感想。这里的“美人”指他的好友吴子似。这
一句表面看来只是对吴子似的思念，实际上主要还是
抒发“谁识稼轩心事”（《水龙吟·再题瓢泉》）的苦
闷心情。
这首词在艺术特征上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色。
理想主义是浪漫主义在思想内容上的重要特征，而以
梦幻的形式表现其理想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创作方法。
辛弃疾成功地运用这一传统手法，使其崇高理想在这
首词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它跌宕起伏，忽而天上，忽
而人世，驰骋奔逸，狂放不羁，洋溢着豪迈的***。
它充满瑰丽丰富的想象，大胆惊人的夸张，“摩挲素
月”、“骖鸾并凤”、“酌酒援北斗”、“天地睹方圆”等
名句，都放射出五光十色的美丽光辉，显现出光彩夺
目的浪漫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