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抑末黄宗羲,崇本抑末的意思

1. 崇本抑末是什么意思?崇本抑末的读音是什么
2. 黄宗羲曾说：“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 巫
3. 崇本抑末的读音,是什么意思？词语解释及出处
4. 崇本什么什么成语
5.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
6. 古人为何要重农抑商，难道担心商人会威胁到皇帝的位子？

黄宗羲的主要观点

1、经济主要观点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夺技*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

2、哲学主要观点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

3、教育观点

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行为有所监督。

4、政治观点

尖锐地抨击封建政治；斥责君主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天下之大害”；认为君主所说的是非未必是是非，是非应由公众判断；主张由公众制定“天下之法”以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和史学家。青年时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他在江南招募义兵，进行了十余年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著述，多次拒绝清朝征召。他学问渊博，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成就卓著。他的《明儒学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巨大而较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著作。

崇本抑末是什么意思?崇本抑末的读音是什么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的重农思想.

(4)提倡以"礼"治国,"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4)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5)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黄宗羲曾说：“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 巫

成语

崇本抑末

读音

chóngběnyìmò

释义

注重根本，轻视枝末。古代“本”多指农业，“末”多指工商业。

出处

暂无崇本抑末的出处

举例

此古圣王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崇本抑末的读音,是什么意思？词语解释及出处

崇本什么什么成语

拼 音： chóng běn yì mò

释 义： 注重根本，轻视枝末。古代“本”多指农业，“末”多指工商业。

出 处： 《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

示 例： 此古圣王～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

崇本抑末?[ chóng běn yì mò ]?

解释：注重根本，轻视枝末。古代“本”多指农业，“末”多指工商业。

出自：《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

示例：此古圣王～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古人为何要重农抑商，难道担心商人会威胁到皇帝的位子？

“重农抑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思想。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认为商业是投机取巧，不是正业，它的发展会损害农业。它的形成不能简单的归因于所谓“担心商人会威胁到皇帝的位子”，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重农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经济政策，这是由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的特点所决定的。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部门，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因为小农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朝廷财政收入和兵源的主要来源。“国之彝伦，资于版籍”，所以检阅户籍，把小农控制在朝廷手中，一直是社会之后统治阶级首先要抓的大事。如果“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朝廷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

为了稳定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朝廷一般都要取如下的经济措施：

一是“轻徭薄赋”，相对地减轻农民的负担，以提高小农生产的积极性。小农是一种简单而又保守的自给自足经济，一般只有在天时地利条件下，才能维持最低的简单再生产。如果朝廷的赋役较重，再加上天灾人祸，就会造成农民的流亡和破产。所以一些有政治见解的统治者，往往取“轻徭薄赋”的办法，把税收限制在一定限度内。

比如，西汉初年，刘邦取了“什伍税一”的轻赋办法，文帝时又减为“三十税一”，中间有十几年还免除田租。徭役也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还有唐初，为了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也招抚流亡，分配荒地，租与耕牛，娠济籽种，扶植农业生产，并且还对一些灾区减免课役，

二是限制土地兼并。西汉时，董仲舒最早提出了限田的主张：

“限民以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哀帝时，师丹提出了具体的限田办法，即：

“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

王莽执政时，企图用“王田”的办法，解决土地的兼并问题。西晋时，颁布过一个限制私人占有土地最高额的“占田”令。北魏时则摸索到了一种比较可行的限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并为北周、北齐、隋、唐加以修订推行。到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兼并的任何政治干预都不起效果，所以就再也没有人提什么“限田”或“均田”的建议了。

三是运用“赈济”的办法稳定小农生产。即在灾荒之年由国家拿出一部分存粮，无代价地发放给灾民，以使他们能渡过难关，免得有“盗贼攘夺之患”。赈灾的粮食，一般有国家的“义仓”和地方的“社仓”。国家在丰收之年，往往鼓励和提倡设立各种备荒赈民的机构。比如，唐代就有“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宋代的“常平法”也是为了“凶荒赈籴”。

在政治上，小农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为了将小农控制在自己手中，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取了种种措施，阻止地方封建势力集团控制小农。如果已经被地方封建集团控制，中央统治者即用行政力量将其“检刮”出来，重新成为国家控制的农民。这种斗争激化时，常发展为武装冲突。

还有一个流民问题，也是封建社会经常存在的问题。由于赋役繁重和土地的兼并，大批农民被迫脱离土地，变成流民。流民的大量存在对统治阶级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封建国家总是用“土断户口”、“检括户籍”、“搜索阅貌”等办法，强制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明朝的周洪谟就说：

“流民若流水也，在顺其性而导之耳；使或逆之，则泛滥而壅溃矣。”

上述种种，就是历代封建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稳定小农经济所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稳定小农经济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所以重农思想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然而，威胁小农生产稳定的最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要贯彻施行重农思想，稳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本的措施是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抑商政策。

小农经济是一种“农恒为农，世不徙业”，“男耕女纺，质朴无文”，“安土重迁，不善商贾”的自给自足经济，它们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这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结构，它要求安定保守，反对任何变革。这正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相符合。因为要保持统治阶级的地位，使得“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就必须保持“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的僵化结构，防止任何社会变动。

商业是使这种僵化保守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起点，只要商业发展了，商人一出现，就会给这种停滞不变的社会关系带来波动，造成“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家殊俗”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卷入商品的范围，将部分农民引入商业活动，造成“弃农从商”。因为商业比农业生产的周期短，利润高，所以在封建社会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就造成一部分人“弃农经商”、“舍木逐末”，出现“稼樯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的情形。这是封建统治者所最害怕的。

而且，封建社会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除了财富土地的多寡外，主要决定于他的官阶品第。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传》中所说：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

商品经济发展后，一些无官阶品位的人突然变成豪富，会用金钱去购买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对封建等级制是一个挑战。如春秋战国时代，用金钱左右政治的，屡见不鲜，说明当时商人已经进入政治角逐的领域。到汉代，更是“千金之家比一郡之君，巨万者仍与王者同乐”，而且“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他们用金钱作为政治投机的手段，打入官场，左右国家的政治。

所以从汉代开始，就取了各种措施，来限制商业活动，贬低商人地位，堵塞商人进入政治舞台的路径。这种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始终。这就是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

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虽然贯穿始终，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大体说来，先秦的封建领主制时期，抑商的色彩较淡，秦汉以来的封建地主制时期则抑商色彩较浓。如以中唐为界，则中唐以前抑商较为突出，中唐以后抑商有所削弱，重商渐趋抬头。

春秋时期，不少君主推行了重商政策。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相应地活跃起来，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也逐渐形成。然而，频繁的战争、林立的城堡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为了尽量疏通商业渠道，有的商人求学修身、有的商人跻身仕途。

其时儒家虽然耻言功利，却并不鄙薄商人，孔子的门徒中就有大商人子贡。汉初司马迁专为大商人立传，创《货殖传》，表明大商人已拥有一定的势力。史载子贡“结驷连骑”，周游列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大商人范蠡、计然帮助曾经败于吴国的越王勾践理财。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纷纷起用法家鼓励耕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表面上看，似乎继承了先代的抑商政策，迁魏之孔氏于南阳、徙赵之卓氏于临邛。但实际上并没有取什么措施抑制这些大冶铁商人。故孔、卓迁徙后仍能重操旧业，积贮巨资。及至汉初，孔氏遂成为富冠南阳的“大族”，蜀郡卓氏“即铁山鼓铸……富至憧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此外，秦始皇还在政治上对某些大商人予以宠遇、优礼。对乌氏经营牧业致富成为大牧商，“秦始皇帝令课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因巴寡妇清继承其先世经营丹矿成为富商，秦始皇“为筑女怀清台”。如此重商，令人兴叹。

汉初承秦末战乱，土地荒芜，居民鲜少，经济凋蔽，民生困苦。为了恢复与发展生产，刘邦及其后继者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如汉八年刘邦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毅……操兵，乘骑马。”文帝与晃错均提倡“孝悌力田”以及“贵粟贱商”。由于高后、惠帝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很快出现了文景之世：

“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耕地大量荒芜，人口大批死亡，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市场缩小、商业停滞，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使用量减少，南北交易往往以谷帛作为货币的交换手段。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坞壁与庄园盛行，它们自给自足，不外求。地主庄园里除了井盐，其余皆能自备。这个时期统治者对商人课以重税以及三令五申的重本轻末的诏书，正是当时自然经济高度强化与商品经济严重萎缩的反映。

中唐以后，粮食亩产量较魏晋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较汉代增加了一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了，手工业也出现了专门使用雇工的佣工作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比前增多，这些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的商业兴盛，因而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不耻商贾与民争利”的说法也出现了。清代沈尧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唐宋以降：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在此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放宽抑商政策，转而取某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措施。

唐朝为了发展对内贸易，曾一再申明不准滥征商税。如代宗大历十四年诏罢官方设置于扬州搜刮商人的邸肆，下令“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又于宣宗大中六年从“以通舟船”出发，限制各级官吏滥征行商的“过税”，具体措施从“厘革横税”入手，达到“商旅既安，课利自厚”的目的。

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排除了一些障碍与制定合理的税率。如文宗大和三年诏令岭南、福建、扬州等地节度使应对当地“蕃客”，“常加存问。除及舶脚、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某些思想家对传统的轻商观点提出了异议。如唐代的韩愈提出“(农以)为之食”、“工以赡其器用……贾以通其有无”的农工商并重论。

北宋的苏轼主张“农末皆利”，袁甫亦倡“农末相资”。南宋的陈亮认为“大商无巨万之藏”，会使“国势日以困竭”，一反传统的商人致富于国有害的说教。叶适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以上古统治者启用士农工商参政为例，力图为当世工商业者跻身仕途而呼号：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垂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把士农工商的四民分工的交互作用，提高到社会繁荣致治的政治高度，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首次提出了挑战。

元代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个王朝，朝廷任用了一批回纥、汉族商人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为理财大臣，并十分重视海内外贸易。忽必烈于灭宋前一年命福建行省向外商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灭宋后又以巨资付给江南行省“与民互市”。

当时的大都是全国的商业中心，马可·波罗记载“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朝廷所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又载杭州有“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在元朝重商气氛的影响下，一代大儒许衡打破儒家耻于言利的传统政治信条，宣扬“士君子”经商是“亦有可为”的举动。

明清统治者虽无公开的重商言论，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抑商也有所收敛。如嘉靖八年下令废除轮班匠，减轻了工匠的人身依附关系，结束了长达千余年的工匠摇役制，“不供一王之役”的手工业者的自由制作，利于商业的发展。

万历九年推行一条鞭法，将部分劳役负担沉淀到土地上，使“操资无算”的“富商大贾”“亦以无田而免差”，客观上起了促使商人投资工商业的作用。

清雍正朝的摊丁入地，将全部劳役负担沉淀到土地上，进一步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工商业者的负担。在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清初黄宗羲提出了“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的工商皆本论。

由上可知，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在领主制与地主制时期是有区别的；地主制的前后阶段也不尽一致。

总的来说，“重农抑商”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商品经济的发展，忌妒商人财富的一种保守顽固的心理状态。当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外国资本主义来敲封建社会的大门时，他们的“重农抑商”思想又转化为“闭关锁国”政策。

用小农经济对抗简单的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尚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用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落后和保守就会暴露得更为突出，“重农抑商”思想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光泽，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因为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还常常会出来表现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