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堂前立戒石，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宋太宗赵光义所首倡，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话，却是从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颁令箴》中精选出来的。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到了清代，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架在甬道之上。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乾隆《武安县志》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触目惊心坊”、“圣谕坊”、“天语坊”等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故通称“戒石铭”。
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要在戒石铭下举行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宣读戒石铭内容。戒石铭的设立，对为数不多的奉职守法的官吏，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历史上的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等，就是由于为民***，伸张正义，勤政廉政，为民造福而名垂青史。
但是，不能不看到，对于大部分地方官来说，虽也立了戒石，却只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标榜而已，做的是表面文章，行的是贪赃卖法。就拿首创官箴的孟昶帝来说，亲政后，他着力整顿吏治，煞费苦心对下属谆谆告诫，也确实为国为民办了些好事。但帝位巩固下来不久，他骄奢*逸的本性便膨胀起来，整日跑马打球，沉溺于园林池塘的美景之中，不理朝政。更有甚者，在迷恋女色方面，丝毫不比历史上昏君逊色。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他下令在全国挑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美女入宫，引起全国的大骚动。不少人家害怕女儿被选中而急于托人说媒，出嫁闺女，时人称为“惊婚”。有孟昶作“榜样”，地方官遂肆无忌惮，赵庭隐久居大镇，积金帛数万，穷奢极欲，营构台榭，役使民夫一日数千人，极尽劳民伤财之能事。享受到了如此地步，岂有不亡国之理？所以北宋出兵仅用66天就攻下都城，孟昶投降，这正是昏君不得人心的最后结局。
宋太宗为刷新吏治，亲颁戒石铭于府州县，苦苦告诫地方官，以戒石铭约束自己，而他自己却贪酷如故。当时就有人在其戒石铭下又附上四句话曰:“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这就是古人对戒石铭的绝妙讽刺。正如古人所言，面对戒石铭，“对面警省者能有几人，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就像戏曲舞台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样，不管是清官、贪官、庸官、糊涂官，公堂上总有寓意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海水朝日图和“明镜高悬”、“公正廉明”一类的匾额。但事实却是，古代的大部分官吏是从来不受那些约束的。
古时衙门对联考释
衙门是封建社会各级***所在地，是官场和权力的象征；唐大中年间，江西浮梁县衙上有一幅对联曰：；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此联实话实说，将为官者应有的态度、责任、义务、亲；宋朝时，每个州府县衙的大堂前，都有这样一幅对联：；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宋太
古时衙门对联考释
衙门是封建社会各级***所在地，是官场和权力的象征。古代的每一座衙门前都贴有一副对联，这些“衙门联”或警诫他人，或明志自勉，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唐大中年间，江西浮梁县衙上有一幅对联曰：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此联实话实说，将为官者应有的态度、责任、义务、亲民、爱民一一道出，质朴直白，浅显易懂。
宋朝时，每个州府县衙的大堂前，都有这样一幅对联：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宋太宗赵炅为了劝诫百官勤政为民而亲自书写的，并要求统一刻制在衙门前。虽然赵炅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有人在此联四句下各添四个字，变成了对衙门的讥讽：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
下民易虐来的便捉，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明朝时，浙江衙署前有这样一副对联：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
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一柱擎天头势重；
十年踏地脚跟牢。
这是南宋曾任兵部侍郎的余玠，在入蜀任宣抚使时，写在官署大门上的一幅楹联，以表其治理好四川的决心。
有的衙门对联告诫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非不得已不要轻易打官司。联曰： 得一日闲且耕尔地；
不十分直莫登我门。
元代大德年间，河南内乡县衙前有这样一幅对联：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负国即负民，何忍负之。
告诫官员为人要诚实，切勿欺天负民。
明朝嘉靖年间有位叫钱亚的藩司参议，要求所属官衙要贴如下对联：
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
宽一分，民爱一分，见佑鬼神。
此联以训诫为主，在箴规中蕴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并要求所属官员要持廉戒贪，清正爱民，写得传神而形象。
清顺治年间，江苏布政使衙门大堂的对联是：
报朝廷某事，荣父母某事；
宽百姓几分，爱子孙几分。
这是宋权任顺天巡抚时自警之语，意即报效朝廷要像侍奉父母那样真诚，爱护百姓要像对待儿孙那样宽容。
清朝另一名臣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所作劝诫州县官的厅联是：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要求各级官吏，抚胸一想，你们大都来自农村，对待百姓的事要像自家事那样重视；你们平日讲的补过尽忠之道，既是做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此联是曾国藩的夫子之道，也是给部下立的规矩，对下关心百姓，对上忠于君王。作为封建官吏，实在难能可贵。
封建时代，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把为政清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清代谢时雨任杭州太守时题大堂联云：
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务声华忘政本；
养廉宜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崇宽大葆廉隅。
在现代研究***的学者看来，贪婪不仅是指贪图钱财，贪名（即费尽心机，捏造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想方设法为自己树碑立传）也是贪。谢时雨在几百年前即有如此见解，实属难得。
为政清廉不仅要严于律己，而且要严格要求下属和家人。杨福五任漳州太守时题大堂联便是由此下笔：
第一严自己关防，其余则门内家丁，堂前胥吏；
凡百为斯民打算，即此是告天心事，报国经纶。
福建福安县署大堂联云：
什么叫做好官？能免士民咒骂，足矣；
有何称为善政？只求狱论公平，难哉。
此联以自问自答的疑问句式，提出了做好官、行善政的最低标准，使人品出了为官清廉的难处。
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受冤狱15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题大堂对联立意是，我不判错案，你也别告错人：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忘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了自家。
也有一些贪官喜欢附庸风雅，借对联来标榜自己。清末，多琪到湖北浠水任县令。他一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民不聊生。某年除夕，他居然恬不知耻在官署悬挂一联：
奉君命来守是邦，两度蝶飞，只求对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其民共安此土，八年鸿爪，最难忘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俨然一副正人君人模样，可是此联当晚就被人改动了几个字，变成：
奉王命来虐是邦，两度蝗飞，哪管你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胥吏共刮此土，八年狼籍，只剩得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揭出他的老底。
洋务运动的主将丁日昌1868年任江苏巡抚时，曾在衙署大门上贴一副楹联：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
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此联英气勃发，跃然纸上，从中袒露丁日昌想要一番作为的心声。
虽然封建社会的贪官污吏不在少数，但这些风格各异的“衙门联”，却传递出一股弘扬清正廉洁的官德官风的正能量，值得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们引为镜考。
孟昶其人，如今知之者恐怕不多。他是五代时期后蜀（934———965）的第二代皇帝，在位三十年，几乎与后蜀的历史相始终。五代是诸国纷争的年代，后蜀又偏处西隅，对后世影响不大，故而今人写通史，于后蜀大抵一笔带过，素少讲孟昶的事迹。其实，这位后蜀皇帝的有些事迹还是很值得一说的。他决非庸碌无能之辈，政治上曾经有过一番作为，且工于诗文。他写的那篇《令箴》，全文九十六个字，字字玑珠，都是倡导廉政的。
文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祀，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要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联深思。”
这篇文章，孟昶当时即颁发到各级地方府衙。“各令刊刻坐隅，谓之颁《令箴》”。宋太宗极为推崇孟昶的《令箴》。继他之后到南宋高宗时，又以黄庭坚所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一十六字，“命县长吏刻铭座右”。元代吴人徐元瑞编的《吏学指要》，《令箴》被全文收录。明清两代，许多地方官府的吏员，多有效法者，竖立碑石以为戒，如是足见《令箴》对后世的影响。现遗存周至县委的那节残碑，当属这一时期的物事了。
平心而论，单看《令箴》确有可取之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这样的警句，即使放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故而南宋的洪迈，从《令箴》推论到“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君为可称也”。然而，遗憾的是拿《令箴》去对照孟昶及其周围大臣的实际作为，当会令人大失所望。欧阳修《新五代史》称，“昶幸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险据一方，君臣多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见到孟昶珠宝装溺器，“椿而碎之，日：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此，不亡何待。”原来，孟昶提倡廉政只是说说而已，或者如《令箴》两字标示的那样，只是规劝地方官吏的。孟昶本人及其七宝溺器，言行之间，截然相反。而且七宝溺器的故事，与《令箴》传得一样久远。
元末朱元璋灭陈友谅，见陈友谅所用之镂金床，立即斥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因此，尽管洪迈博学多识，《容斋随笔》一书说古论道，深为后人所崇仰，但他关于孟昶爱民的说法却是错的，他错在将孟昶之言当做孟昶之行了。中国历史上，但言廉政，几乎代代有之，认真做的，究竟能有几朝几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切切记住孔老夫子的名言：听其言而观其行。
搜古索经，俗人克敬知道这《令箴碑》不仅周至县衙有，普天之下的州府衙门也都有过，改朝换代数百年，也许因为离乱，也许因为过时，大都遭遇毁弃，而周至县的这通《令箴碑》能流传至今，其中不知有多少感人故事。俗人克敬多方探访，因缺少文章记载，竟无所知晓。然这一次能碑立县委大院，还真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才有人敢把破了的“四旧”，千方百计搜寻回来，赫赫然竖立县委大院，其用心可谓良苦，意义可谓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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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斋随笔》南宋洪迈撰。其包括《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共5笔，74卷，共1220则：《容斋随笔》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5则至29则，共329则；《容斋续笔》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2则至18则，共249则；《容斋三笔》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5则至20则，共248则；《容斋四笔》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2则至24则，共259则；《容斋五笔》卷一至卷十，每卷自9则至19则，共135则；未完成,洪迈即去世。
叶县县衙的戒石铭，是县衙内唯一一座碑式官箴。碑高2.1米、宽1.28米，厚20厘米。19***年7月叶县修复县衙清理地基时发现大堂前甬道正中有碑座，经考证为戒石碑。明嘉靖《叶县志·公署》有“戒石亭在仪门内”的记载，而修复的叶县县衙正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所建，作为明代县衙，戒石亭在甬道正中，与史实记载吻合。“戒石铭”碑正面书“公生明”三个大字，碑背面则是由北宋著名书法家、曾任叶县县尉的黄庭坚书写的官箴，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为官警句，来自后蜀主孟昶，他自己“骄奢*逸”，却立志整饬吏治，于是在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亲撰《令箴》24句：“朕念赤子，旰食宵衣……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按史书记载，立戒石铭始于宋代，由宋太祖赵匡胤首倡。宋王朝建立后，他总结后蜀不战而败的历史教训，取后蜀主孟昶《戒谕辞》中四句，令全国各级官员作为诫谕。宋哲宗也曾御书《戒石铭》赐郡国。到了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六月，宋高宗颁黄庭坚所书写的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于座右，以为晨夕之戒。从此，黄书《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衙，流传日广，成为官场上的名言警句。元、明、清未有更易，但形式上有所变化。宋人将《戒石铭》碑置于座右，明人则置之甬道，并在碑阳镌“戒石”两个大字，到了清代前期，又将《戒石铭》以碑亭形式移置于大堂正中甬道，“戒石”二字也被“公生明”三字所取代，后又将立石改为牌坊，仍照石刻字样书写铭文。《戒石铭》的设置，有取古人“刻于盘盂，勤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之意，是封建皇帝对地方官员申明约束，使其感激自励，远罪迁善的一种手段。立于大堂前，使署内人员于出入之间，特别是审理案件时举目可望，以达到时时自省的效果。但实际上，这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碑刻，只是一纸空文，挡不住一些官员对利益的强烈欲望，虽然历代有杖责、流放、枭首甚至剥皮等对贪赃枉法者的处罚，可贪赃枉法者依然不少。很多人眼中看的是戒石铭，但心中想的却是声色犬马
孟昶《戒石铭》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包拯《书端州君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
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