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功绩：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晚清四大名臣之首、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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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战争，英国用洋枪洋炮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打乱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起冲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有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对国家救亡道路的探索，开始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曾国藩，其文化自觉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实践精神，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生带兵——文化的力量。
在历经10余年京官生涯后，曾国藩因母丧成为一个在家守制的丁忧侍郎。时值太平天国风生水起，撼动了清廷东南半壁。为巩固统治秩序，咸丰皇帝向曾国藩发出上谕，让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本欲在家终制的曾国藩，在接到武汉失守、人心惶恐的消息后，经郭嵩焘力劝，赴长沙团练乡民、搜查土匪。在楚勇练就、船炮齐备、准备出征时，曾国藩作《讨粤匪檄》，布告远近，向太平天国发出了宣战书。
在檄文中，曾国藩首先用排比的句式，犀利的言辞指出：洪杨五年来“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接着更以人伦尽毁，农不能耕、商不能买、士不能读形容太平天国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发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的号召，让读书人群起而攻之，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曾国藩进一步列举了“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
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的行为，意在激起全民公愤，助其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檄文最后，曾国藩恩威并施，号召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则“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在《讨粤匪檄》的号召下，很多读书人加入了湘军的队伍，成为湘军的中坚力量，在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在曾国藩和读书人组成的湘军将帅带领下，湘军刊刻《船山遗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求治国用兵之道用于军政实践。从发布《讨粤匪檄》到刊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和利用，成为其文化自觉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人民网-曾国藩的文化自省与实践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1、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2、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3、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4、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5、凡道理不可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
6、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__者过事刻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
7、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
8、凡文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
一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被他的气场俘虏，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不辞。人们纷纷以为是亲王贵戚甚至是皇帝本人微服私访，惊疑不已。 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览其“诏”，文中有时自称“予”，有时自称“朕”，“文理荒纰，字多讹误”。但字里行间，似乎又颇透露了一些京城政治内幕。如果放在以前，曾国藩一定会迅速逮捕其人，送达京师治罪。但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当然，最能表现曾国藩的“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这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二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 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又一次给了奕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三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 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二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 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他晚年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忧悒。” 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恭亲王奕之亲弟，同治帝之亲叔，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醇邸慎所许可，乃独垂青于鄙人，感惭无已。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也就是说，醇亲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一向少与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亲王就一改常度。竣拒之意显然。 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又一次给了奕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因为这是扰乱专制政治秩序的举动。曾国藩基于王朝根本利益，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三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 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参加乡试到第三次、近50岁才考取秀才，常被历史学家拿来与洪秀全的四次不第对比，有“一对宝”之笑柄，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自科举入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得意门生，入翰林任庶吉士，之后曾叙任各部侍郎。
1853年因丧母而丁忧在籍，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经郭嵩焘力劝，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为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用刑苛酷，称“乱世当用重典”，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1858年5月，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1860年，湘军围安庆；18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同治七年（1868年）任直隶总督。1870年清朝命处理“天津教案”，此时他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以致后来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他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曾国藩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赠太傅，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比较善于运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他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评价
曾国藩死后的评价，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有人批评曾国藩不但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也经常在胜利后***：即有人责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势力，对于保卫满清***具有重大贡献。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ref>李扬帆：《晚清三十人》</ref>
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ref>《曾文正公嘉言钞》~huanyin/anfa_liangchi/053.htm</ref>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ref>萧一山:《清代通史》</ref>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能如彼之完美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事业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用“忠君报国，文武兼备，兴学清廉”作为对他的评价是比较贴切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后世评价 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他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 留学 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曾国藩生平 事迹 及评价，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曾国藩的人物生平
1.组建湘军
1851年(咸丰元年)1月，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5月，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 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 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屡次颁发奖励 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 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咸丰三年)，借着清***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 团练，称为湘勇。8月，曾国藩获准在 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 ，并派人赴 广东购买 西洋 火炮，筹建 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2.大战太平军
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 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 他声称 太平天国运动是“ 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 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在 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投水 自尽，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 湖北 巡抚。然而，大学士 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 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 兵部侍郎 头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 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 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 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 天京事变， 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5月19日， 李续宾、 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 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于8月15日抵达南昌，与 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之役战死。12月，曾国藩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3.攻占南京
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18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 ***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 太子太保、一等 侯爵。 曾国荃赏 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 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 湖广总督 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4.追剿捻军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六月十八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 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 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 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希望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5.主办洋务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曾国藩抵达北京，拜见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
6.天津教案
1868年(同治七年)，曾国藩改任 直隶总督。
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 射击 ，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 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 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教堂。***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并出动军舰逞威。
正在 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的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 张光藻、知县 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 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被称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就是因为此事)。
朝廷命其处理“ 天津教案”。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 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7.回任两江
1870年(同治九年)， 两江总督 马新贻被平民 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 南京审理该案。
1871年(同治十年)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九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十一月抵达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 陈兰彬、 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 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 刘翰清“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
3月20日，曾国藩午后在南京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 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
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 望城区)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曾国藩的主要成就
1.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 ***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2.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纲常去 教育 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文学
曾国藩继承 桐城派 方苞、 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 湘乡派”，乃 湖湘 文化 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 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 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 湘乡派。清末及民初 严复、 林纾，以至 谭嗣同、 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 诗集》、《 读书录》、《 日记 》、《 奏议》、《 家书》、《 家训》及《 经史百家杂钞》、《 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 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 为学之道》、《 五箴》等著作。
4.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 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 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 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 气学、 理学和 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 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 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 张子之《 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 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 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5.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6.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 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 家庭教育 。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7.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 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 文章 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 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 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 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历史评价
《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於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胡林翼：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
李瀚章：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石达开 ：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薛福成：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
左宗棠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朱孔彰：中兴景运，群公辈出，十年之间，削平大难，非天生圣相而振兴之，乌能若是邪?然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饶之志，宏济艰难，虽曰成功者天，抑亦人谋也。赵衰之言曰：“说礼乐，熟诗书，为元帅。”孙叔豹之言曰：“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谓为三不朽。”公独兼之。至天津之役，攘垢忍尤，以安邦国，老成至计，谋出万全，可谓至忠矣。
：①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②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王闿运：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容闳：故其身虽逝，而名闻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称旧教之特产人物。
章太炎：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
蔡锷：①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之铮佼者，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个世纪。②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蔡东藩：若曾、胡二公，文足安邦，武能御侮，清之不亡，赖有此耳。
***：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 ：①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②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
陈公笃：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
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徐中约：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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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今日五点半早起，恢复站桩半小时，后写报告，稍有进展，但缺在无恒，后面没有抓紧时间。需要再接再厉。
关于曾国藩的领导力
曾国藩的领导力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拙诚”的功夫。“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曾国藩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读书、做事为例，“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曾国藩的作战指挥也是如此，“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
曾国藩“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他认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个困勉拙诚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信仰。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02
精髓——“重”、“耐”、“浑”、“明”
稳当从容，可当大事。
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妄疏人之本。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曾国藩语录
“重”：居重才能驭轻
穿越历史的时空，晚清名臣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形象？
“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这是亲历者对曾国藩的画像。一名湘军的大帅，一位领导者，为何要这般厚重？稳重？
曾国藩的众多领导力特质中，首先是“重”字，道出了一个组织对领导者最基本、最关键的要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重，就是领导者不要浮躁冒失；重，就是领导者不要“视事太易”；重，就是领导者要一言九鼎。
在快速变革的时代，过于强调重，难免会走向保守；但是快速变革的时代往往也是浮躁的时代，机会主义的时代。当整个组织都处于浮躁状态的时候，领导者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决定组织命运的长远和根本的因素。
“居重才能驭轻”，弃绝浮躁，坚守自己的道德、事业追求。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第一贵在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
——曾国藩语录
“耐”：做官第一要义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作为***知识分子已经位极人臣。然而，在他多年带领湘军征战的过程中，与上司、同僚、下属又有过多少冲突、不解？“耐劳忍气”四个字，正是对他“打脱牙、和血吞”的最好诠释。
曾国藩说：“做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宫老师评点说：情绪化的反应一定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领导者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就是耐的功夫不断提升的过程。“耐”这个字，是值得用一生去修炼的一个基本功夫。
自家的优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别人的缺点，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既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
察见渊中鱼者不祥。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
——曾国藩语录
“浑”：藏锋的智慧
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曾说，“阁下志迈识正，不难力追古人。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
所谓“浑”，藏着曾国藩对人间世事的一份通透。宫玉振老师把曾国藩的领导力称之为“中国式领导力”，因为他领导智慧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如，中国人爱玉，“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曾国藩致陈源兖）”；如中国人的书法，藏锋的笔法却更有力道。
领导者每天都要面对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和事。浑就是大度，就是格局，就是包容。曾国藩说：“格局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领导者要有海纳百川的大度。有天下的格局，才能用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事业。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如何去把握人心、人性。管理的核心就是人性。
处人、处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曾国藩语录
“明”：做大事，先要借大势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想做大事，见识是第一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
要想做大事，一定要借大势，借大势才能成大事。
你要想借个势，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势从哪来、到哪去，靠什么呢？——识！识时务者为俊杰。了解大势趋向以后，顺势而为，借势而上，发挥你的才能，把事做成。
曾国藩有写日记的习惯，正是在写日记的过程中，他时时在反省自己每天的思想和作为。
明有两种，一种叫高明，一种叫精明。同一个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遥远，只有登上城墙的人才觉得空旷，这就是高明；同一件东西，凭空估计不如用秤称的准确，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的准确，这就是精明。
我们给领导者的“好评”，往往用的词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作为一个组织的****，给你的组织能够提供的最大价值究竟是什么？看清大势，看清大局，把***果断投进去。因为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领导者一定要高明。
但是光有高明还不行，我们这个世界上眼高手低的人太多，还要精明，精准计算。
高明是一种战略的眼光，精明是在战术和执行层面精确，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领导者如何才能“明”？
方***是：通过复盘，不断总结、学习。
因为复盘，曾国藩每次打完仗，都要点一炷香，***，反思；因为复盘，***在黄克诚眼里做到了“不贰过”；因为复盘，柳传志在每次大的市场行动后，都与团队一起审视得失成败。
“领导者要跟别人学，跟理论学，但最重要的还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团队成员统一打法，统一价值观”，再次借***在革命战争中的领导艺术，指出了“明”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