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一段颂词：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向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莲柄薄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其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
如果这是一般文人写的也就罢了，可偏偏出自号称“民国祢衡”的章太炎之手。要知道，这“老头”的脾气是相当怪的，没有谁是他不敢骂的，他骂光绪“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骂袁世凯是石敬瑭，也曾激烈反孔、反儒。不过，他却赞扬过一个人，那就是黎元洪，而且是唯一一个！
提起这位洪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场景。
在武昌起义里，他由不知名的清军协统一跃成为军 *** 的都督，举世震惊。那么，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官场达人呢？
其实原因还是很多的，之后新史记君还会和大家讲的，现在我只看他在袁世凯称帝时是怎么做的吧。
袁世凯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消息传出后，很多袁世凯的“附逆”纷纷登门祝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拒绝册封，有的主张先接受再从长计议。
最后，黎缺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袁世凯为了尽快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
但实际上，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深知这些只是表面文章，他还必须获得一个人的“捧场”，那就是黎元洪。
因此，袁世凯多次派人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始终坚持反对，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后，黎元洪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准许。
黎元洪明白袁世凯是不会让自己离开北京的了，干脆就以夫人有病为由，住瀛台不习惯，想换一个地方住。
最终，袁世凯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
眼见袁世凯称帝的日子越来越近，黎元洪见袁丝毫没有放弃帝制的想法，就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
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黎元洪就装作一个哑巴，很少对别人开口说话。
发布封王“圣旨”后，袁世凯亲率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府祝贺，还亲切地请他立即就封。
黎元洪深知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遗臭万年。因此，当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就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走了，留下目瞪口呆的百官。
袁世凯哪里甘心？下午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几天后，政事堂给黎元洪送公文，封面写着“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给黎元洪阅时，黎怒不可歇，喊道：“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又下令劝黎元洪接受，遭到拒绝后，就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想谈谈黎的底。
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洪宪皇帝还打算晋升黎元洪为“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
黎元洪终于忍不住了，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
曾参予百日维新后来成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场。康有为写这封信，是因为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保皇会会员曾对康谈到他们向往革命。他们认为，保皇会一向忠心保皇，但清王朝却缉捕保皇会员，对其或杀或监，既然这样，不如“以铁血行之，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康有为写了这封复信加以反对。他在复信中说，要把慈禧、荣禄之流与光绪皇帝区别开来，慈禧等人虽然昏暴，欺国虐民，但光绪却是个圣明皇帝。他并且说，后党秉政的局势不久就会改变。康有为在这封信中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博引旁征、洋洋万言地论述了他的保皇理论。
他强烈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作法，并罗列了中国不能进行革命的四个理由：一曰革命残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他又攻击革命派的反满口号是无的放矢，“大怪不可解”，因为他觉得满汉早已平等。因此他作出结论说：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由于康有为在海内外名气很大，他的这些保皇言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的门生信徒又把这些言论编印成册，广为散发。这封信在思想舆论战线上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上半年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封***写好之后，章太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未能带到。六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倡议革命的进步报纸《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评介文章，为之声扬。
《苏报》原是一家很平庸的小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五年，该报的所有权被湖南举人陈范购买后，面貌略有起色。但陈范本是一名变法改良派，他利用报纸来宣传变法，虽然刊登了一些政论性文章，但社会影响并不大。直到南洋公学大风潮发生，《苏报》开辟“学界风潮”栏目，及时反映***，以此为契机，《苏报》才柳暗花明，逐渐成为爱国学社的喉舌，并组织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为核心的作者和编辑队伍。于是报纸显得锐气英发，为全国学界所注目，俨然成为号召***的旗手。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苏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国内众多的报刊中独树一职，首先吹响了革命排满的号角。这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苏报》排满革命的议论，如同潮水般宣泄而出，其中反响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关于邹容所著《革命军》的评价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
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苏报》即刊出书介一则，向读者推荐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石破天惊，中外震动。清***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邹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即向清廷报告：“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经外交部呈慈禧太后阅览，命魏光焘立即严密查办，逮捕人犯。
闰五月六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应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之请，逮捕了章太炎。次日，邹容主动投案。接着《苏报》很快被查封。这样就引发了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寥若晨星。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十月十五日，该案移至“额外公堂”，由上海县会同会审委员、英陪审官审讯。这期间清***一面聘请洋律师作为诉讼一方与章、邹等人打官司，一面又与外国领事团暗中交涉“移送人犯”，但未能成功。“额外公堂”开审后，上海县企图不顾英国防审官的反对，独立作出判决，将章、邹二人俱科以永远监禁之罪。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哗然。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亦不承认该判决，并且照会上海县，要求再审一次，否则将该二犯释放。清廷不敢违拗洋人旨意，只好委曲求全地下令上海县按照洋人意思从宽办结。这样在经过清***与外国领事团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后，“额外公堂”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作出最后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作苦工，从上年到案三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这样，沸沸扬扬、枝节横生的《苏报》案才告终结。
在这起清末最大的文字狱中，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威风扫地，终未能实现自己企图将章、邹迅速斩决的如意算盘，而革命党的声势和影响在这次审判后却越来越大。可见血腥的文字狱伴同专制的清朝一起在走向它们的末日，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苏报案》判决之后，章太炎和邹容被正式监禁，身陷囹圄。但二人仍然胸怀斗志，心忧天下。但邹容终因不堪狱中折磨，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病逝狱中。邹容死后，租界迫于舆论压力，章太炎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五月，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出狱当晚即乘坐一艘日本邮船，东渡日本。五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太炎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章太炎首先列举了满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满汉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他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即使光绪在西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
此外，章太炎还痛斥了光绪皇帝享有“天命”的无稽之谈，他严正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才之难易”。同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须流血的问题。他批驳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所谓的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通过“清”来实现的天真梦想，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宪”更要流血。最后，章太炎针对康有为信中所谓中国国情特殊，“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清末一篇歌颂反满革命的奇文。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观点鲜明地进行论述，因而整篇文章显得条理缜密，内容丰富。同时，这篇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里行间注入了自己充沛的感情。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前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同时它又吹响了鼓舞革命志士继续前进的号角，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影响作用。
鲁迅一生中最感念的先生恐怕有三位：寿镜吾先生、藤野严九郎先生和章太炎先生。三人中，他从章太炎学习的时间最短，先生晚年编***名录甚至未将他列入；但鲁迅始终尊太炎为师。 1936年6月，太炎先生逝世，其时鲁迅已病入膏肓；10月，他连写两文纪念，认为太炎先生从事民族革命时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对此，太炎的后人章念驰评论：「 ”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能把自己最后的光与热献给一个人，这个人对他来讲是何等重要。”的确，当「 ”鲁迅”还未横空出世，周树人还在黑暗中摸索时，章太炎先生成为了他斗争精神最重要的启蒙者。 「 ”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 1902年，二十一岁的周树人留学日本。1903年他写下《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离乡去国，爱国之心愈发炽热。如何去爱？能为风雨如磐的国家做什么？他尝试学医；当意识到疗救国民精神更重要，他毅然弃医从文。可是，他想与人合办文学杂志《新生》，杂志还未诞生便因合作者的放弃而流产；他与弟弟周作人译介外国***，编成《域外***集》，读者却寥寥可数。 一石未如他们所希冀的激起千层浪，反而沉入水底，无声无息。 一个人的力量，果真如此微弱？ 当「 ”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那一刻，青年周树人的眼睛一定亮了起来。因为这位人送绰号「 ”章疯子”、比他大十二岁的浙江同乡，正是凭着一己之力震动了全中国。 1903年，三十一岁的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大力宣扬民族革命。同时，他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申明以革命驱逐满人、争取民族独立的立场；文中最有名的，则是他骂光绪皇帝的八个字——「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如此自然为清廷所不容；然当时清廷无法直接拘捕他，只能命当地县令做代表，将章太炎等告到会审公廨，由会审委员及英国领事裁决。太炎求之不得，当庭与之辩论，一时间名扬天下。 可想而知，无论审判结果如何，清廷都已经输了，因为他们居然已不能理所当然地对「 ”大逆不道者”治罪，而只能与之做平等辩论。清廷之不堪一击从此为天下知，革命党人士气大涨。 章太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三年艰苦牢狱生活和时刻面临的生命危险。然而他毫不后悔，他在狱中给邹容写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当听说另一位反清义士沈禹希被捕，在狱中被杖杀时，他悲愤作诗，诗的最后两句是—— 「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周树人在日本读到这些诗，非常感动，一生没有忘记，在他去世前所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原封不动地抄录了这两首诗。 「 ”我爱看这《民报》” 周树人没有想到，1906年11月，章太炎出狱后来到日本东京，应孙中山之邀主持《民报》，发表了大量文章，继续宣传民族革命。 心目中的英雄，忽然与自己在同一个城市。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在这些文字中，他愈发感到太炎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战斗者，他不光在为民族革命战斗，更在为反对一切虚伪、黑暗而战。 他与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这是关于主义的斗争；他与「 ”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斗争，这是关于学术的斗争；他与《苏报》一案中积极向清廷献策、出卖同志的吴稚晖斗争，这是关于人品的斗争……笔力之健，锋芒之盛，令对手几无还手余地。 周树人去世前回忆，说他爱读这些文章，全都剪下来珍重收藏，因为太炎先生的战斗文字「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注：原文为「 ”旺”而非「 ”往”——笔者）”。 遥想一个世纪前，年轻的周树人君捧读太炎文章时眼中的笑意——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天生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看穿一切虚伪矫饰——或许周树人还更聪明些。 章太炎向周树人展示了一个战斗者、一支笔力量的极限，后者的心中因此种下了战斗的***。 然而，周树人还是没有想到，他和太炎先生竟然还可以更亲近一些——在一室之内，亲自聆听教诲。 章太炎自1906年到东京，主持《民报》之余便开始讲学。他是经学***俞樾的***，学养深厚；他相信传播国粹能够增进人们的爱国热肠，开课讲学自然义不容辞。无论是零散演讲，还是每周两次的定期讲学，他都不辞辛苦，全力以赴。 1908年，在几个朋友的请求下，太炎先生欣然为许寿裳、钱玄同、周氏兄弟、朱希祖、朱宗莱、龚宝铨、钱家治八人开了一个小班，每周日上午8点到12点，讲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地点就在《民报》社。 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语言文字为一国最具特色的传统。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尤需有人将这国粹传承下去。 清晨的阳光洒进这一间简陋的和室，周树人、朋友们、太炎先生围着一张小桌席地而坐。太炎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起一小撮胡须，一口余杭口音，笑眯眯地开讲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讲解之中，不时旁征博引，兼谈论时事，4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 眼前的章太炎，哪里是印象中金刚怒目的革命者？用周作人的话说，分明是一尊慈眉善目的「 ”哈喇菩萨”。 一个真正的战士，内心必定有赤诚的爱。章太炎对民族、对国学的爱，对青年人的爱、对学生的爱，使周树人感佩。 「 ”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周树人对于国学本有根底：他出身书香世家，又受多年严格的私塾教育，熟悉经史，能作很好的旧体诗、文言文。此外，他更爱「 ”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他东京房间的抽屉里，满满的外文书中，还有一本《离骚》。 他很爱《离骚》，认为是杰作；「 ”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感慨，正与屈原同一胸怀。 周树人所爱的古典文学作品，大多寄寓良深而文辞难解。古文字学是古典文学的基石，清楚字的源流演变，有助于理解古典文学的原貌。因此这次听讲《说文解字》，周树人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前往。 这次学习使他「 ”从根本上认识了汉字……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 他此后的一生中，虽以白话文写作，并且提倡进行汉字改革，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古文字学的严谨研究。 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周树人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古碑、古籍，他临摹碑帖文字，也研究篆印文字，在《南齐吕超墓志>跋》中，他对古代「 ”隋”字的考证，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几种错误说法。 他一生持续购买古文字学专著和帖拓，并一再对友人谈起，希望能够撰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其后虽未能如愿，却以一篇长文《门外文谈》简述了中国古文字的源流发展以及当前的汉字改革应该走向何方。 以古文字学的研究为基础，他又辑录了《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后汉书》、《晋书》等多种古籍；精心校刊了《嵇康集》；后来更进一步研究整个古典文学，写成了《中国***史略》、《汉文学史纲要》…… 有意思的是，周树人后来是这样回忆这段经历的： 「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的确，章太炎最震动周树人的，还并非渊博的学识，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精神。 「 ”并世无第二人” 1912年，周树人进入南京临时 *** 教育部做部员，不久随 *** 到北京，任教育部部员、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独自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 其时袁世凯欲窃国，周树人目睹***自危，以恬淡无争标榜以求自保，与辛亥革命后所见的绍兴情况相印证，不由得对于民族革命的成果大为失望。而昔日在东京办杂志的失败、翻译***的无人问津，又令他深感个人能力的有限—— 「 ”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昔日誓言「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年、现在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的一天是这样的：「 ”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 如此一过就是好几年。三十出头的周树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号，「 ”俟堂”。「 ”俟”是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死—— 「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就在此时，周树人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又见面了。 人称「 ”章疯子”的太炎先生，又干了一件震动朝野、大快人心的事。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发动「 ”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往日本避难。其时袁世凯气焰正盛，「 ”携雷霆万钧之势”。 而章太炎偏要在此时入京——他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决心，希望借共和党之力遏制袁世凯。 然甫一进京，他便遭软禁。太炎屡次要求面见袁世凯，袁都不理。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会。太炎意欲强行离京，结果在车站被拦下。 他激愤难当，竟日在寓所墙壁上大书「 ”死”字，并手书「 ”章太炎之墓”交人保存。 5月，袁世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窃国在即，而万众齐喑，无人敢言。 7月的一个清晨，太炎先生身穿蓝布长袍，手执羽扇，以袁世凯为笼络他所颁的「 ”勋二位”章（相当于二等勋章，仅次于建国元勋的「 ”勋一位”）为扇坠，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要求面见袁世凯。 袁世凯不见，太炎在招待室历数袁世凯罪状，放声痛骂。傍晚，袁不得不派人将他骗出门，软禁于他处。直到两年后袁世凯身亡，太炎才重获自由。 太炎的战斗精神给对现实绝望的周树人以震撼，他这样写道——「 ”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软禁期间，太炎先生在京***多往探望，周树人自然更不例外。他多次前去，有时至晚方回。 「 ”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1918年5月，周树人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署名「 ”鲁迅”。***中最著名的句子是： 「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如果说章太炎是为民族独立而战，那么鲁迅就是为民族精神自新而战。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贫弱麻木的国民精神，犀利、坚决的风格与太炎先生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此后，他「 ”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太炎先生的战斗也并未停止。1927年起，他批评 *** ，遭到两次通缉；1931年「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他不断谴责当局，筹建「 ”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冒着炮火北上见张学良呼吁抗日，并在北京、青岛、苏州、上海公开讲学，宣传抗日； 晚年更在苏州成立「 ”章氏国学讲习会”，积极讲学，要「 ”保国学于一线”，亲自上课直到生命最后一天。 鲁迅与章太炎自北京一别再未谋面。然而他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老师。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对章太炎晚年与军阀来往颇为不满，1934年，他在《趋时与复古》里不无失望地说： 「 ”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太炎先生）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 *** 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时过境迁，1936年太炎先生去世， *** 予以「 ”国葬”，宣传他为国学***，对于太炎先生一生的战斗却缄口不提。鲁迅对太炎先生纵有些微不满，却也绝不认同此种盖棺论定，这不认同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他强撑病体，于病中回顾先生生平，作慷慨文字： 「 ”（太炎先生）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此语分量极重，掷地作金石声。而鲁迅还要强调： 「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鲁迅依然言犹未尽。就在生前最后两天，他连拿一张纸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要再为太炎写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里头提到先生早年如何与出卖同志、虚情矫饰的吴稚晖笔战，如何令吴三十年后犹怨毒非常。他惋惜太炎手定的《章氏丛书》里没有收录这些文字，他说，太炎恐怕自污其著述，但 「 ”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今日读者在了解鲁迅生平、文章后，再读他这段文字，必能感受到，他不仅是在纪念太炎先生，更是在回顾自己生命的根本价值并昭示来者——战斗。在无数次绝望、彷徨、求索之后，被启蒙者确定了自己与启蒙者的精神联系： 唯有与专制、虚伪、邪恶做百折不挠的战斗，才能为民族点燃希望的火炬。正如章念驰所说，「 ”这样评价也是鲁迅先生自我心情的写照， 他以英雄许人，也以英雄自许。” 一代鸿儒章太炎的最得意***也怕只有非鲁迅莫属了……
清末章太炎著。为了驳斥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上半年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封***写好之后，章太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未能带到。六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倡议革命的进步报纸《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评介文章，为之声扬。
五月二十五日，《苏报》即刊出书介一则，向读者推荐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石破天惊，中外震动。清***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邹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即向清廷报告：“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经外交部呈慈禧太后阅览，命魏光焘立即严密查办，逮捕人犯。
闰五月六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应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之请，逮捕了章太炎。次日，邹容主动投案。接着《苏报》很快被查封。这样就引发了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要说“苏报案”，得先介绍两个主人公：章太炎和邹容。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民主革命家。曾留学日本，演讲极富感染力，是当时与秋瑾齐名的著名演说家。著有《革命军》。
惹出“麻烦”的就是这部《革命军》。
邹容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撰写《革命军》。后来，他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被迫离开日本。1903年春天，邹容回到上海，加入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参加拒俄运动。5月，正式出版《革命军》。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
这部被称为中国近代《***宣言》的著作，最初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直到一份叫《苏报》的报纸刊登了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和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虽然创办者是中国人，但却是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所以有的资料称这是一份日本报纸。《苏报》创立初期，一度鼓吹保皇思想，后来逐渐倾向革命。到了1903年，风气为之一变。这一年的5月27日，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之后，发表了大量鼓吹革命的评论，以及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劝动天下造反”，矛头直指满清当局。6月29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了章太炎著名政论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有一句话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载湉是谁？当朝皇帝光绪是也。
满清当局再也坐不住了。两江总督魏光焘向清廷报告称：“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慈禧太后审阅后，令魏光焘严加查办，逮捕相关人犯。魏光焘迅疾致电上海道袁树勋，令其查禁爱国学社，并同时查拿邹、章等人。几日后，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协助袁树勋处理爱国学社以及《苏报》事宜，并指名道姓要章太炎和邹容。
照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时代，满清当局要想逮捕几个嫌疑犯，几乎不成问题。可在国家***大量流失的晚清时期，满清当局并不能直接缉拿章太炎等人，而不得不***手上海租界工部局。为什么？因为《苏报》属于租界管辖，章太炎、邹容等人也在租界生活。那里不接受满清***管辖。
在满清当局的一再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陈范（报社老板）等6人的拘票。章太炎本来早就得知消息，但他不屑逃走，而是坐在爱国学社里等待巡捕上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束手就擒，而且还写信让邹容等人自动投案。果然，在章太炎被抓的第二天，邹容就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首。
至此，《苏报》案两个主角都被关进租界大牢。
满清当局对于《苏报》案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是“严加查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极力想说服租界工部局，要求把章太炎和邹容“引渡”到南京，由清朝***审理。但工部局认为，满清***一向草菅人命，不能将人犯交由他们审判。因此，工部局援引“治外法权”的条款，拒绝了满清***的要求。
无奈，满清***只能寄希望于法庭。
据记载，《苏报》案一共审理了三次（一说是七次），都是在公共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进行。会审公廨又是一个具有满清特色的名词。它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机关，由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共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虽然是共同审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是按照西方司法理念和程序来审理案件。
随着案件的审理，满清***在司法理念上的落后暴露无遗。他们动辄抬出“大逆不道”、“目无君上”这些帽子出来压人，却提不出任何实质指控。比如，他们指控章太炎“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那句话，是“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这种诛心之论，根本就不能说服外方陪审官。满清***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就要他们拿出“人心被扰乱”的真凭实据。他们怎么拿得出呢？以往，清朝官员审理案子时，说你“扰乱人心”，你就是“扰乱人心”，这一次在讲究实证的西方法律面前一败涂地。
为了达到“严惩”章太炎和邹容二人的目的，满清***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想“用20万两白银利诱租界当局”来换取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性命。“有钱能使鬼推磨”，但这招在素来“见钱眼开”的“洋鬼子”那里失灵了。满清***太想要章太炎和邹容二人项上人头了，竟然要把沪宁路的路权让给英美列强，以换取“引渡”的承诺。列强有些心动了，正在犹豫之中，京城发生了慈禧杖杀记者沈荩的惨案，满清当局遭到各界的口诛笔伐。英美***命令驻华公使，绝对不能把“苏报案”政治犯引渡给“严重践踏***”的清***。此路还是不通。
在满清***眼里，章太炎把皇帝骂为“小丑”，邹容在《革命军》里宣称“杀尽满人方罢手”，都是足以诛灭九族的大罪。可在会审公廨上，他们不得不逐步妥协，最后只希望“永远监禁”章太炎和邹容二人。但外方陪审官持有异议，社会舆论也大力反对。经过旷日持久的审理，在外方陪审官威胁再不结案就无条件放人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与租界当局达成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做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苏报》案就此划上句话。
被称为晚清中国最大一次文字狱的《苏报》案，原告（满清***）和被告（章太炎和邹容）看上去都输了。经过此役，满清***的权威再一次遭受了列强的蔑视，满清***的统治再一次遭受了革命者的震撼。如同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革命派……予清***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而章太炎和邹容也受了几年监禁之灾，尤其是邹容，最终死于狱中，年仅20岁，令人扼腕。从无聊小报变成上海五大报之一的《苏报》，也被当局查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其实原告和被告都是赢家。原告满清***通过这种真实的案例，接受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法治教育。他们开始明白，在现代社会，原来***也不是能够“为所欲为”的。也许正因为此，3年之后，满清***开始参照西方法律体系，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对于章太炎和邹容等革命党来说，意义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所宣扬的革命思想，通过此案渐为天下人所知晓，为未来的辛亥革命撒下了燎原的火种。
